1840年6月28日，21岁的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咆哮着下令向中国开战，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的1842年，上海城区人口数量才23万，是全国第十二大城市。鸦片战争前夕，上海港每年的吞吐量，据《上海港史（古、近代部分）》记载，接近200万吨。当时，往来于上海至长江各口岸之间的船只约有5300～5400艘，年货运量约45万吨，约占上海港吞吐量的22.5%。

    1843年11月4日，作为《南京条约》约定的五口通商口岸之一，上海正式开埠。开埠当年年底，25名英国人在上海租界登记。这是一个耻辱的时刻，也是上海沐浴国际化的开始。

    1861年1月，由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通商口岸增多，清政府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又分设大臣管理南北方口岸。其中，五口通商大臣就成为办理东南沿海及长江沿岸各口通商交涉事务的钦差大臣。五口通商大臣初设于1842年10月，它原由两广总督兼任，又称南洋通商大臣或南洋大臣。虽然五口通商大臣列于总理衙门之下，实际两者并无直接隶属关系，只是所办事项要按例由总理衙门承转。

    从此，五口通商大臣的驻所也由广州移设上海，由驻守在南京的两江总督兼任。当年，广州十三行商是外国同中国高级官员交往的唯一沟通渠道。此时，五口通商大臣筹办一切通商交涉事宜，由两江总督例行兼任，这是继十三行商之后清政府试图阻止西方公使入京的产物。两次鸦片战争都发生在广东，鸦片战争中广州人与英国入侵者结下的仇视情结又不能一时解开。在广州外交陷入困境的情况下，来自大洋彼岸的西方人日益把上海视为他们与清政府交涉的重要之地。

    第三次商人大迁徙

    五口通商大臣驻所的迁移，是由上海代替广州、苏杭而执清朝经济牛耳地位决定的，也是中国在20世纪以前最大规模的一次商人大迁徙的结果。

    中国商人的大迁徙在中国商帮史上发生过多次，第一次大规模迁徙发生在盐业政策由明初的开中制转变为1492年的叶淇变法之时，徽商、山陕商人举家迁往两淮盐区的扬州，成就了扬州曾经的奢华。

    第二次大规模迁徙发生在18世纪中期。在北方，以1727年中俄《尼布楚条约》为标志，恰克图成为以晋商为主体的商人趋之若鹜之地；在南方，1757年广州取得事实上的一口通商海上贸易地位，福建、徽州商人大批南迁到广州，十三行商人成为与晋商、徽商并驾齐驱的三大商帮之一。

    第三次大规模迁徙则发生在1843年11月上海开埠时，广东香山买办、福建商人、浙江宁波及湖州商人群涌北上，江苏商人南下，徽州商人东进，诸多商人齐汇长江入海口的上海，演绎了中国商帮史上最为壮观的一幕，更为多元化的商人群体成就了上海的崛起及其在中国经济的中心地位。

    1842年前，与广州十三行进行贸易的洋行虽然数量较多，但仍然控制在居垄断地位的大洋行手里，如怡和、宝顺、旗昌洋行。

    伴随着五口通商，广州十三行也终结了清政府委派的外贸垄断权。梁小民在《夹缝中的粤商》一文中用一项不完全统计说，当时的34家行商中有20家破产，由于受鸦片战争的牵连，被抄家发往边疆充军者有10家。

    1843年，上海开埠之年，一批英国商人跟随着他们的首任领事巴富尔来到上海。当时的外滩不过是上海县郊外一片不起眼的荒滩。经过与上海道台宫慕久的反复交涉，英资的8家洋行最先得以在外滩落户，由北向南依次是：怡和洋行、和记洋行、仁记洋行、义记洋行、森和洋行、裕记洋行、李百里洋行和宝顺洋行。

    当怡和洋行在上海设立分行时，十三行总商伍秉鉴随即前往开辟。由于广东人与洋商在十三行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