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下的历史渊源，最初的上海洋行买办，“半皆粤人为之”。粤商也跟随洋行一同转移，成为第一代买办和上海的开拓者。

    也是在1843年，巴富尔“刚到上海，就立刻注意到广州的一些人已经纷纷来到这个口岸”，他抱怨说，这些人把广州流行的许多最坏的习惯和观念——非常普遍地倾向于结成行帮来和外国人进行贸易——也带了进来。

    1845年11月，在洋泾浜以北、李家场以南，产生了第一块外国人居留地，上海英租界开始设立。1848年和1849年，美租界和法租界先后设立。与此同时，1846年，美国开设旗昌洋行；1848年，法国开设利名洋行；1855年和1856年，德国开设鲁麟洋行和禅臣洋行；英商的三家银行丽如银行（东方银行）、麦加利银行和汇丰银行也先后在1848年、1857年和1865年进入上海。

    1867年1月1日，太古洋行在上海营业。至此，对上海影响最大的四大洋行怡和、宝顺、旗昌、太古悉数进入上海。

    就连刚刚经历过明治维新的日本商人，也在1870年到上海开设了吉隆洋行和东如洋行。葡萄牙、比利时、瑞典、挪威、英属帕栖（即印度）等国也先后要求与中国通商贸易。由于华人不准入住租界，到1853年，租界的外国常驻人口也不过300人左右，中国人却仅500人左右。

    到19世纪50年代，广州就已经被新生的上海所超越。上海的出口贸易额占到全国的一半以上，成为全国对外贸易中心。1844年时，上海出口茶叶比重仅占全国2%，广州占98%。

    6年后，上海跃升到44%，广州陡降至23%。到19世纪50年代末，上海的进口商船已是广州的3.5倍，上海的外贸关税银收入也从开埠初期的17万两猛升至180万两，跃居五口之首。

    一些浙江丝商也尾随洋行到了上海，湖州发迹最早的丝商顾福昌，就是在这时率先到达上海的。宁波郑氏家族的郑熙（1813～1858）在1844年来到上海，开设了钱庄，并于1848年在上海小东门方浜路创办了凤祥银楼。继外商、广州商民、湖州丝商等率先进驻上海后，更多的江浙商人接踵而至。不过，他们多是在太平天国运动过程中仓皇背井离乡而进入上海的。

    1853年，也是太平军定都南京转而北上、西征和东进的第一年。在绵延十余年的内战烽火洗礼下，作为江南地区唯一的安全区域，上海租界非常自然地成了首选的避难所。最初的难民主要是上海周边的男女老少，有的还牵着水牛和黄牛，之后，江、浙、粤、徽等各省绅商士庶及难民涌向租界。

    1853年，苏州人席天甫的哥哥席嘏卿来到上海，在一家钱庄做起了学徒。湖州丝商陈熙元、邱仙槎、张颂贤也在这时到达上海。

    从1853年9月到1854年7月，在短短10个月里，租界内的广东路、福州路一带就建起了800多幢木板房屋，这些房屋一时成为外商租赁土地上最抢眼的建筑群。

    当江浙人都竞相往上海避难时，徽州茶商江有科父子的北上南下贩茶之路，也因战火肆意而受阻。1854年，江有科带着两房姨太太，走上了从广州到歙县的返乡之路，同年11月他一病不起，不久便与世长辞。他的儿子江文缵继续从事茶叶贸易，但把目标改在了上海。

    中国近代史上的四大买办也是在这个时期到达上海的。最早到达的是徐润，1853年他15岁，他随叔父徐荣村一块儿来到这块散发着开发味道的土地。徐荣村参加过首届世博会，也是第一位参加世博会的中国商人。之后是席正甫，1857年随长兄而来，次年唐廷枢和郑观应到达。

    19世纪60年代初，太平军挥师东进，杀向江南，江浙官绅士庶丛集沪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