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太平军进军湖州时，更有大批丝商避难上海租界，经营丝业。后被称为南浔“四象”之首的刘镛，在1860年6月南浔被太平军占领前，携家并“尽运资装于上海”。“四象”之一的庞家，“八牛”之一的周家，也是如此。

    来自无锡的14岁的荣熙泰，经人介绍比刘家早两个月来到了上海。他就是荣氏兄弟的父亲，起初他在一家铁器作坊里当学徒。他的家人大多在战争中死去，他因到上海做工才躲过一劫。

    当其他人都在逃避战争时，38岁的徽商胡雪岩却抓住机会，直接介入战争。1861年年底，太平军进攻杭州时，他成为给清军购运军火、粮米的官商。

    在太平军三次进攻上海时，有外国武装保护的租界一时人满为患，外商乘机大肆兴建房屋，高价出租给中国人居住，转瞬间一排排崭新的被称为石库门的民居建筑，如森林般崛起。2010年，石库门作为上海世博会的形象被推向世界，这里承载着近代上海最早的历史。房地产成为这个新兴城市，继鸦片贸易之后，率先突出的产业。

    第二次鸦片战争节骨眼上的1860年，上海租界人口数量增至30万，1862年又激增至50万，一度还曾达到70余万。也就是在这一年，租界的地价由1852年平均每亩不过50磅左右，炒到了每亩1万磅白银，涨幅高达200倍。据最保守的估计，在1860～1862年短短的两年时间里，至少有650万银元的华人资本流入租界。

    当时的作家姚公鹤感慨地写道：“上海兵事凡经三次，第一次道光时英人之役，为上海开埠之造因。第二次咸丰初刘丽川之役（小刀会——编者注），为华界人民聚居租界之造因。第三次咸丰末太平军之役，为江浙及长江一带人民聚居上海租界之造因。经一次兵事，则租界繁荣一次……租界一隅，平时为大商埠，乱时为极乐园。”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上海迅速走向繁荣，并取代苏州和杭州，成为江南新的中心城市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龙头。这种取代，是现代城市对传统城市的取代。广州、苏州、杭州的衰落和上海的崛起，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

    上海的《北华捷报》在19世纪60年代后期甚至声称：“（中国）对外贸易的心脏是上海，其他口岸只是血管而已。”从1865年起，上海已牢固地确立了国内外贸易的首席地位。这一年，上海承担了对外贸易总额的63%，广州仅占13%。

    于是，上海滩上演了一个世纪的传奇。这里既有茶馆、戏园、园林式家园，也有鸦片馆、妓院、跑马场、赌场及西洋建筑。中国历史上的城市，还没有哪座城市像这时的上海那样，充满欲望，又不失性感。这里的不确定性以及由此发酵出的诱惑，让这座城市具有了一种朦胧美。

    这里交织着各国口音、情报战和商战，这里也诞生了中国最早的产业工人——船工、纱厂工人等。最为重要的是，这里充满着各种机会，让每一人都有可能重新定位和塑造自己，以找回自我的憧憬。这里成为各色人等的竞技场，也成为梦想家和野心家的舞台。有胆有识者，在这里用诚信和智慧收获名利；有家有业者，在这里继承演绎着家业传承的财富故事；无亲无故者，如宁波人叶澄衷、无锡人祝大椿等穷小子，也在这里通过打拼收获了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