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沪杭铁路总办钟文耀、清华学堂的首任校长唐国安、民初外交部长梁如浩及其亲家——中国第一任共和制内阁总理唐绍仪，而后三人都来自香山唐家村。

    中国第一位共和制总统孙中山也是香山翠亨村人。他在筹办中兴会时，曾得到同乡郑观应的关照和黄咏商的拥护。作为香港第二位华人议员黄胜的儿子，黄咏商还是香港兴中会的临时负责人。舒式在《风起伶仃洋，中国最早的“海归”》一文中这样写道：

    西风吹到了伶仃洋，香山人睁开眼睛，隐约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宋玉的《风赋》中有一名句：“风起于青萍之末。”留学风改变了中国，而香山与伶仃洋正是那风起之处。

    作为晚清中国发展最快、规模最大的通商口岸——上海，便成为香山人谋求发展的重点城市。上海社会科学院熊月之估计说，在1853年以前，上海有广东人8万，其中广肇帮最多，潮州帮其次，雷钦惠梅帮最少。在广肇帮中，香山人最多，人数有两万多，从而奠定了香山买办势力在上海的影响。

    买办之乡

    “买办”一词是葡萄牙人“Comprador”（康白度）一词的意译，原意是采买人员。清初，买办专指为广东十三行外商服务的中国公行的采购人或管事，后来逐步发展为特指被中国的外商企业所雇用的居间人或代理人。

    买办，从本质上讲是经纪人，是中国经纪人和经纪业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的阶层。按照当时广州府的规定，一艘外国商船到广州来，必须先在澳门靠岸，船主在那里从左堂衙门聘请引水、通事和买办，才能开往广州。

    通事为外国商人向粤海关办理纳税和进口手续，买办则供应船上人员的伙食、代雇码头搬运工人、代购日常必需物品。买办必须领取政府颁发的执照，外商才能聘用他。

    1832年瑞典人龙思泰在其所著的《早期澳门史》中记述：“一个人要在广州筹办一家商行，必须先找一名买办……他对商行的内务有总的监督权，按雇主的愿望介绍其他仆人，购买食物及日用品等。”

    此时的买办事实上是洋行的总管、账房和银库保管员、大班的机要秘书，他们被禁止从事进出口贸易，活动范围也仅限于广州一地，但鸦片战争让这一切成为过去。

    五口通商后，英国人可在上海、宁波等各个口岸交易，特别是1844年《中美五口贸易章程》后，外国商人雇用买办，中国地方官不得干预，于是，一批广东买办伴随上海开埠通商，跟随洋商来到上海。他们起到了中外贸易轮轴的作用。

    最早到上海开设分行的怡和洋行负责人达拉斯，于1844年带着商馆仆役来到上海，并向香港总行要求派遣买办。总行当即派去了一个名叫亚三(Asam)的广东人到上海担任分行买办。1846年，亚三因病被另一名叫亚桃(Atow)的广东买办接替。

    根据那时洋行买办多为同乡人且互相推荐担保的惯例推测，这两人很可能也是香山人，因为他们的后任林钦、唐廷枢都是香山人。林钦在1863年离任，他举荐了唐廷枢接任。此时，唐廷枢刚刚31岁。

    唐廷枢，出生于香山唐家村农民家庭，他的父亲唐宝臣曾在澳门玛礼逊学校为校长布朗打工。玛礼逊学校创办于1839年，是澳门第一所教会学堂，1842年迁到香港。初迁到香港时，为使唐廷枢能在玛礼逊学校读书，唐宝臣同布朗签订了延工8年的合同。

    1848年，16岁的唐廷枢毕业于玛礼逊学堂，在香港一家拍卖行当助手。下层社会生活的体验和磨炼，让他逐渐懂得了人情世故。期间，唐廷枢转入英华书院，并利用业余时间继续学习，这所书院由英国伦敦会传教士理雅各在香港创办。从19～26岁，唐廷枢受聘于香港政府巡理厅，担任了7年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