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庞大的消费城市，北京的粮食、杂货均靠外地运入，农户运农产品进城，换回的大钱回到本地便不能使用，自然不愿再进京贩运。外地商人运货到京，销售而得的铜铁大钱，七八千文才能换银一两，而京城外面不过4000文即可换银一两，商人利益明显亏折，由是货物不能源源运入，京城货价自然昂贵。1斤麦面京城外乡镇售价不过十六七文，城内则需三十七八文。到1853年年底，1两银与京票的兑付比例已经从1∶2000飙升到1∶4000。

    1862年，进入政商时代

    清政府对各省的财政收支，历来用京饷和协饷的办法来进行宏观调控。上解朝廷的称京饷，它是对各地承担的清政府的官吏俸禄、八旗军费、皇室费用等支出的总称；而由户部指定有盈余的省份将财政收入的一部分，调拨给那些需要但入不敷出的省份，叫协饷。

    但是，无论是京饷还是协饷，历来奉行的都是各地官府的解饷委员会装鞘运解，但1828年，浙江省盈余饷项的解京发生了一点小变化，沿途还是由解饷委员会押解，但到部投文领批、银鞘交库都由票号商人办理，结果浙江省受到惩处。道光帝为此重颁上谕，凡解押京饷，每个环节都不得假借商人之手。

    那时，山西票号诞生的时间不长，根基尚浅，由票商办理银鞘交库，还难以赢得清政府的信任。1854年，第二批官银钱号，即“五宇官号”（宇升、宇恒、宇谦、宇泰、宇丰）设立。清政府仿效民间票号、钱庄用银票来兑付会票或期票的做法，用发行的“京钱票”来收兑宝钞。这种办法被都察院左都御史和淳称做“不必抑勒驱迫，而财源已裕于不觉”，但由此引发了京城的金融混乱和物价上涨。1861年，银票兑付比高达1∶30000。

    随着票钞日益贬值，清政府不得不下令京钱票“一概停发”，并限令在1867年前收回。1853～1861年期间，大钱和票钞的发行量共合银6024.9万两，占这一时期清政府国库收入8667.3万两的69.5%。

    因太平天国农民军起义和上海的崛起，广东省财政陷入了非常窘迫的境地，拨解京饷的资金多向票号借垫。到1864年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粤海关因关税征收无几，不够凑拨，就向山西协成乾、志成信票号各借银5万两汇兑，由税收项下提拨归偿。

    1857年，英法联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占领广州，1859年6月占领天津，1860年10月攻入北京。此前后太平军占领苏州，石达开转战四川，北至京师，南至广州，东至苏州，西至成都，山西票号出现了更大范围的撤庄。开设票号最多的平遥帮，损失严重，日升昌开设的日新中及聚发源、义兴永、隆盛长、万成和、万盛成、光泰永、隆和永等票号，无法维持，相继关闭，程清泮被迫辞退员工19人，收撤京师、张家口、开封、长沙等5个分号。

    1861年，各省应解京饷700万两白银，直到当年农历8月时，北京户部仅收到100多万两白银。这时，太平军与清政府进入决战阶段，战争阻塞了交通，使清政府爆发了严重的财政危机，清政府被迫在1862年12月允许殷实票号汇兑京饷。从此，在官方主动的情况下，票号与清政府扯上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解禁令到达各省之前，江西巡抚沈葆祯在1863年4月首次交给新泰厚票号汇兑10万两京饷进京。江西的先行和清政府的解禁，让广东、湖南、湖北等地纷纷效仿。

    但好景不长，1863年9月，户部认为，部库多收一批汇兑，京城就少一批实银，以此奏请同治帝批准禁止用票号汇兑京饷的命令。同年，在杭州经商的徽州商人胡雪岩在上海开设阜康银号，从此票号业有了所谓西帮（山西帮）和南帮两大派系。

    此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