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部又先后三次禁止商人汇兑官饷，但从来没有被真正禁止过。也就是从1863年开始，山西票号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在此后的10年时间里，票号数量从14家发展到28家，票号的主要业务逐渐由汇总经营民间银两转向巨额公款。

    这些存放在山西商人手中的公款是不计利息的，通过汇兑和经营这种没有成本的资金，山西商人获得了巨大的收益。直到1903年10月，因为库款见绌，甚至连户部尚书鹿传霖也从银库中提取白银100万两，放在京师票号里生息。就这样，政府库银交给商人生息的做法应运而生。到1904年4月16日，上海关税收入和赔偿款，也被清政府准许拿出70%，外放生息。

    从武汉到上海：票号业务中心的转移

    与其他地方商人向上海转移一样，1861年前后，山西票号进入上海。同年汉口开埠，钱庄和票号成为维系上海与汉口之间资金周转的桥梁。因为战争，票商对在汉口存放较多资金心有余悸，这使得汉口的钱庄和票号无力支持西南地区商人的信用需求。上海较为丰裕的资金市场，直接促使西南地区商人直接转向上海进货，上海洋货很快辐射到西南地区。

    到19世纪60年代中期，江南各地及汉口票号资本力较以前大为削弱，上海成为票号势力增长最快的地方。大约在1871年，山西票号的业务中心从武汉转到上海。1880年，光平遥票号分号在上海就有14家。

    到1881年，在汉口的山西票号分号很快恢复到32家。其中，平遥票号分号16家，占据半壁江山。这一年，重庆进口洋货量接近上海进口量的1/9，地位仅次于上海、汉口和天津。在许多进口商品中，重庆作为货物集散中心，数量上甚至超过汉口。上海票号对向重庆内销洋货的商人所提供的信用，是它在重庆所收的款项的两倍。依靠票号信用经营这类贸易的商号，其经营额常常为其资本额的5倍，而在重庆设立的山西票号也已多达十几家。

    山西票号进入上海后，并没有借助财雄势大而与上海钱庄抢生意争地盘，而是在细细观察一番后便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对于票号与钱庄的关系，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有过这样的描述：“从表面视之，大有两雄对峙势不两立之状，但实际上相处正善，毫无冲突之虑。”

    之所以形成这种格局，在于本地钱庄资本薄弱。有记载称，那时上海钱庄资本一般都在2万～6万两白银之间，大钱庄的资本一般在5万两白银左右，个别的达到8万～10万两白银，即便宁波帮的方家和李家也是如此，而早在19世纪60年代，山西票号贷放给上海钱庄的资金就高达200万～300万两白银，票庄委托殷实钱庄为其代理处，钱庄则依赖票庄借贷民间取得信用。钱庄的性质是兑换，票号是汇兑。票号的存款以官款为大宗，放款只借给钱庄、官吏及殷实商号，钱庄存放款则以一般商人为对象。在上海，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商人在金融调度上主要是使用钱庄庄票，借以把自己与外商之间的债务关系转变为钱庄与外商之间的债务关系，慢慢地，票商与钱庄划清界限，互不侵犯，“本地之事，钱庄任之；各省之事，以票庄任之”。

    在1862～1893年，上海票号汇款额占全国25个地区总汇款的百分比最高为10%，而从1865～1895年，上海进出口贸易总值从1.09万两白银，增加到了3.15亿多万两白银。

    1900年，十年的鼎盛

    在上海金融风潮中，由红顶商人胡雪岩开办的阜康钱庄倒闭，亏空了清政府上千万两的白银，为此，清政府再一次下令禁止票号汇兑官方银两，并且在禁止汇兑的圣旨中宣布，官员一旦违禁，严惩不贷，强调各省督府要“知所敬惧”，但这种情况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和1900年八国联军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