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期间，再次得到改变，并在至少十多年时间里再没有发生变化。

    中日甲午战争后签订《马关条约》，清政府在战争中筹集军费的借款、战后给日方的赔款以及由此的借款，都由各省海关按期汇交到上海江海关道衙门，再交付各国在华银行，其中汇兑业务由票号承担。其中，所有的赔款都要在上海交割。这意味着，原来解饷到北京的进项，一律要滞留在上海，中国的金融格局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

    外交官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业，但在意大利人萨尔瓦戈·拉吉侯爵看来，在1900年被派驻到北京担任驻华公使，并非一件好差事。他甚至觉得，驻在北京的外国人正“克尽厥职”地生活在世界上最糟糕的地方。这座城市凋零破败，街道脏得无处下脚，没有电灯，严冬奇冷，夏天闷热。“更重要的是，尾大不掉、散发着腐烂气味而且充满敌意的王朝，不仅外国人对它信不过，甚至连它自己的臣仆都怀有异心。”这位公使大人从热那亚登船前，曾这样写下他的期待：

    他们（指驻在北京的外国人）梦想着去东京度假，那里已经有了电灯，或者去长崎的小山上，住在俯瞰海湾的舒适的小别墅里度过惬意的几天。最差的是去上海，那里最起码看上去像一个欧洲城市，有着黄浦江边的外滩大道。

    西方列强用炮舰胁迫清政府让外交使节长驻北京。象征屈辱印记的跪叩之礼被废除，大清帝国在起码的礼节上实现了与西方的对等，但作为帝国顽固的象征，北京仍以其古板的生活和静止的节奏，给意大利公使萨尔瓦戈·拉吉侯爵的外交旅行留下了不甚愉快的回忆。

    与公使大人百无聊赖的公使生活一样，作为北京金融窗口的恒利、恒和、恒兴、恒源四大钱庄也已经雨打风吹去。“四大恒”声誉大震于1853年太平天国北伐军攻入直隶之时。当时北京城人心惶惶，200多家钱铺倒闭，“四大恒”却没有受到影响。此后，几乎所有官宦往来存款及九城富户显宦放款都要经“四大恒”之手。《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载：“当时京师钱庄首称四恒号……市面繁荣萧索与之有关系。”

    到清朝末年，北京民间流传着一句谚语：“头戴马聚源，身披瑞蚨祥，脚踏内联升，腰缠四大恒。”其意是说，当时北京人以腰缠“四大恒”钱庄的银票为富有的体现，但世事无常，1909年，清政府因宫中库银不足向“四大恒”借银300万两，内务府出借据，答应日后偿还，但仅隔两年，满清王朝土崩瓦解，借出去的银两如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期间的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大肆抢掠，北京“四大恒”钱庄遭受灭顶之灾。修订多版的《中国金融简史》一书描述了当时的过程及其对北京乃至对中国金融界的影响：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沿途烧杀掳掠，京津一带钱庄亦不能幸免，遭到侵略者的大肆抢劫，继以焚烧，库银、房屋、契据荡然无存，北京的300余家钱庄几乎无一幸存，其中最大的4家钱庄，亦称所谓的“四大恒”现银全被侵略者洗劫一空。从此北京的钱业一蹶不振，中国的金融中心也从北京移到上海。

    山西票号总部地处内陆，直到1937年之前，几乎没有遇到过战乱。八国联军进京，毁灭性地打击了北京的银号、当铺业。尽管票号也有波及，但根基未动。韩业芳在《山西票庄皮行商务记》中记载：“庚子之乱，虽在内地，而受伤者不过直鲁二省，肢体之伤，仍非心腹之害。”由于各家票号都非常重视信誉，“官商士庶，皆知票号之殷实”，于是官款（包括税款、军饷、协款、丁漕等）、私家储蓄，“无不提携而来，堆存号内，大有挥之不去之势”。

    亲历了这场严峻考验的蔚丰厚北京分号经理李宏龄回忆说：“庚子内乱，天子西行，大局岌岌，各商停滞，而票商之持券兑现者，上海、汉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