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各处云合雾集，幸赖各埠同心，应付裕如。至是之后，信用益彰，即洋行售货，首推票商银券最足取信，分庄遍于通国，名誉著于全球。”

    李宏龄所说的“天子西行”即慈禧太后携带皇帝西逃事件。西逃的线路，由内务府大臣桂春安排，山西票商因此获得了一次绝佳的接近清朝最高层的机会。乔家大德通票号高钰和桂春私交甚笃，桂春把路线安排好之后，就写了一封信告诉高钰，说慈禧太后几月几号到山西，准备住在祁县，让他作好准备。

    高钰得信后就向东家通报，在慈禧路过太原时，让大德恒票号太原分庄经理贾继英为代表，孝敬慈禧往西安的路费30万两白银，但同时要求西行之财赋收入暂由大德恒经管。

    慈禧太后到祁县时的行宫，就安放在乔家。逃抵西安后，慈禧传旨各省，令所有上解京饷款项，一律改为电汇山西总号。回到北京后，慈禧太后再次作出一个决定：将根据《辛丑条约》中国要赔给西方国家的10亿两白银款项，分配到各个省、关和盐道筹集，由各省交由当地晋商票号负责保管和汇划给外资银行，再转交给各国政府。

    一时间，山西平遥、祁县等地票号成为清朝户部的临时代理金库和总出纳，山西票号的声誉空前高涨。李宏龄在《同舟忠告》中指出：“自庚子之变回京后，独我西号声价大增，京中各行推重，即如官场大员无不敬服，甚至深宫之中亦知西号之诚信相符，诚为商务之大局，最为同乡极得手之时也。”

    甚至，山西祁县合盛元票号将分号设到日本，并在《神户新闻》、《神户又新日报》登出广告。1893～1910年，受益于战争赔款的存汇，山西票号达到了鼎盛。作为全国的金融调拨中心，山西平遥、祁县、太谷三县，通过分布在国内外的100多座城市的400多家分号，形成了蜘蛛网般的金融汇兑网络，并以自己“聚散全国金融主权，而能使之(资金)川流不息”的巨大能力，为山西票号获得了“汇通天下”、“九州利赖”的美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