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1909年成立。

    国内政治及经济领域已经积蓄的新气象，让地处内陆腹地的山西票号总部的大掌柜们，难以感同身受。李宏龄并没有因此放弃，这是他最为难能可贵之处。他随即向山西票号驻各地的20多个分号致电，阐明利害，以求响应。对此，李宏龄向总部老帮们甚至向东家发信：

    方今时局，日新一日，情形迥非昔比。方今学界官界，皆派人出洋考察，唯商界并无此举，而京城、天津、上海、汉口数处不可不往。火车、火船往来甚便，亦不甚辛苦，不过往返数日，细思有利无弊。

    山西票号有个约定俗成的规定：驻外分号掌柜不得直接面见财东，财东不能轻易干涉号务。李宏龄原以为执事者没有与东家商讨，就不惜越级上书票号东家侯崇基，结果东家竟以“号中之事须由执事做主，我不便吩咐”为由，把李宏龄挡了回来。

    外界的动荡、时局的变幻莫测和来自商业领域的喧嚣与天顺堡的宁静无为以及薰堡追求的通达和谐，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山西平遥、太谷、祁县显赫结实的老宅子，无形中成为山西大本营的东家和大掌柜故步自封、视野禁锢的一堵围墙。

    关于成立银行的人心向背已经非常明了，但毛鸿瀚作出了一个可以说是断送了整个山西票号业前途的决定，他对各分号说：“银行之议，系李某自谋发财耳！如各埠再来函劝，毋庸审议，径束高阁可也。”

    毛鸿翙试图搬开雷履泰时，才36岁。1908年李宏龄力主成立银行时，已是61岁。对于自己苦口婆心、连篇累牍换来这样的结果，李宏龄在10年后仍用“如冷水浇背，不得不闭口结舌”来形容自己当时听到这番话后的情形。辛亥革命后，李宏龄回乡开杂货铺为生，这个强势且坚忍的职业经理人，最终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眼睁睁地看着山西票号如自己所言地走向了“恐再迟数年，虽欲立而不得”的宿命。

    “深藏不露、严守机密”是山西票号业宣扬的职业操守和美德。晚年，李宏龄打破了这条行规，自费印刷出版了《同舟忠告》和《山西票号成败记》两本书，比较完整地记录了清末民初山西票号的兴衰得失。

    毛家是贯穿山西票号业发展的一个家族，并注定要被鲜明地写进历史。作为雷履泰大权独揽的对立面，毛鸿翙锐气十足，勇气可嘉。而雷履泰首创票号，为人老成持重、兢兢业业、忠诚不贰，尤其是他慧眼识珠、任人唯贤，少有人及。雷履泰、毛鸿瀚都是有资本可以悬傲于世的人。

    与雷履泰专注于东家的生意不一样，毛鸿瀚的心计和精力让其对东家有所要求，也为其身后的子孙铺好了走上富裕之路的物质基础。毛鸿瀚与雷履泰对阵时的那种偏执，无意中推动了山西票号业的发展，但当这种偏执没有大才压底时，这种偏执比独断专行更容易让人诟病。

    当毛鸿翙的一位远房本家毛鸿瀚成为蔚泰厚第三任大掌柜后，他就不幸成为这样一位人物。没有了雷履泰的山西票号业，毛鸿翙成为至高无上的行业权威和符号。作为在业界最具影响力的蔚字联号票号总经理，毛鸿瀚延续了本家初创事业时的荣耀，并成为这一代人中的执牛耳者。

    不过，当票号业唯日升昌一家时，雷履泰与毛鸿翙的分歧，充其量事关李家和日升昌的兴衰，且这不妨碍因此给山西票号业带来的裂变效应以及其他票号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而晚年时的毛鸿瀚在历史的重大转折点上的所作所为，却让整个山西票号业对未来的前途失算，而其对下属的芥蒂之嫌，也让整个山西票号业因其心性的狭窄而穷途末路。

    银行与钱庄：夹缝中的山西票业

    当山西票业错失了一个个机会时，中国国内金融业却悄无声息地完成了新的变局。由于贸易总额及对象的增多，外资银行纷纷抢滩上海，1847年，第一家外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