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丽如银行进入上海。19世纪80年代，上海在全国对外贸易款项调拨的总额中已达80%。19世纪末，天津地区的外国银行占据了60%以上的市场份额。

    外资银行通过借款给清政府，攫取了中国铁路的筑路权；通过赔款的清偿，控制了中国的关税收入；通过进出口贸易，垄断了国际汇兑。1900年后，外国银行逐渐成为中国金融业的主宰。它们凭借雄厚的实力发行纸币，以纸币代替银两流通，对靠银两汇兑起家的山西商人打击很大。

    清政府不惜以关税、盐税收入作抵押来向外资银行举债，使上海的外资银行成为控制中国财政经济的枢纽。外资银行逐渐渗透到山西商人一度把持的国内市场，从而控制和操纵了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命脉。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7月，户部存放各银行票号款项共693万两白银，其中存放银行424万两白银，占总额的61%；存放票号206万两白银，占总额的30%；存放外国银行57万两白银，占总额的8%；存放其他行号6万两白银，占总额的1%。

    1906年也是一个转折之年。由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山西财经学院编写的《山西票号史料》记载，这一年票号汇兑的公款总数达到2250多万两白银，创历史之最，之后逐渐下降，到1911年只剩530余万两白银。

    而在1897～1911年，由商办或官商合办的中资银行达到17家。在1909年，仅交通银行就收汇白银1970.5万余两，其中工商业汇款为1520.5万余两，占77%；交汇2074万余两，工商业款为1900万余两，占91%。

    户部银行成立后的一两年间，迅速在上海、天津等十余个繁华城市设立支行，并且由政府的法律条文进行明确规定：“凡各省如有应行解部之款，一律由户部银行兑交京师。”交通银行设立后，清政府又规定：“各省凡设行之处官款统交银行存汇。”交通银行享有独家经理中国轮、路、邮、电四政营业收支的特权，其总理和协理均由邮传部派官吏充任。

    就公私款项汇兑变化而言，票号受国内银行和官银钱局的竞争影响，减少了很多官私款项的汇兑业务。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所钱薇在《旧上海的票号业》一文中指出，现代银行的设立，使票号处于相形见绌的地位。外国银行的咄咄逼人，更令票号经营者忧心忡忡，票号内部守旧势力又不敢改革，墨守成规，不屑趋步现代银行组织经营之法，于是票号业便只有在日益萧条的境遇中苟延岁月。

    1910年上海发生了“橡皮股票”风潮，钱庄倒闭大半，但在1913～1914年时，上海钱业渐趋稳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商业获得难得的喘息机会，发展迅速，上海钱业也在1913～1923年迎来了“黄金十年”。除自行收歇外，期间上海钱庄无一家倒闭。除原有的五大钱业家族外，宁波又出现了一批新的钱业投资者，如徐庆云、徐承勋、严信厚、徐霭堂、薛文泰、孙衡甫、王伯元、周宗良、刘鸿生等。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白银大量出口，战后银元的缺乏加剧了票号经营的捉襟见肘。中外银行和钱业力量的扩张和增长，大大削弱了票号的市场空间和竞争力。

    1912年，山西票业筹办银行之事再度被提上日程，14家票号联合发起在太原组建三晋银行。当年的反对派领袖毛鸿瀚也表示支持，用李宏龄的话说，他“力表赞成，毫无推诿，实出意料之外”，但此时的山西票号因为虚空过多，信用日减，已失去募集本金的能力。即便是500万两白银的银行资本金，对此时的山西票号来说也不再是个小数目。山西票号业不得已求助政府，但政府并不可能拿真金白银再入股成立银行。

    也是在这一年，在袁世凯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