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财政部的牵线下，山西票号决定向美国银行团借款500万银元作为本金，以重组票号体系。可是，美国银行认为，它们要在借款所办的实业内拥有相等的利益，也就是说要有股份，且要有抵押的保障。但这时，山西票号既不愿意让出股份，也不能提供美国银行所要求的抵押，居间牵线的财政部也已经厌倦，表示不再过问此事。这是从成立户部银行到改组成大清银行之后，山西票号业成立银行计划的第三次流产。

    1914年山西祁、太、平三帮票号联合再次向北京当局提出申办银行之请，时任国务总理的熊希龄深知山西票号与一般商业有重大关系，对晋商之请给予支持，同意由政府出面担保，按照“商借商还”的办法，由山西票号向奥商华利银行借款200万磅，期限50年，利息6厘，作为开办银行之资。不巧，熊内阁不日倒台，又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贷款之事成为泡影，山西票号第四次失去改组银行的机会。

    对外借款失败，祁、太、平三帮票号联合改组银行计划无法实施，于是平遥帮决定单独进行，蔚泰厚总经理毛鸿翰、蔚长盛总经理阎子樵、蔚丰厚总经理张子康、新泰厚总经理侯某、蔚盛长总经理霍益亭、天成亨总经理范子生等拟从各自的票号中抽出若干资金作为基金，组织一大银行，但这计划始终未能实现，山西票号改组银行的计划第五次落空。

    日升昌倒闭与山西商帮的尽头

    就在连毛鸿瀚也站出来要成立银行的1912年，李宏龄又发了一番并非危言耸听的话。他说，如果成立银行，或可救数年后不可设想之票帮，而一旦票号空虚的事情为世人所知，形势则会急转直下，“号事则为元丰玖，老总则为王康侯”。意思是说，再发展下去，山西票号业及经理人的下场，就如同倒闭的元丰玖及其被传唤的老总王康侯。

    他担忧的事情，旋即而至。日升昌的倒闭是一个标志性事件。从光绪末年（1908年）起，日升昌东家李氏的商号、票号、钱庄都已经出现亏赔。到1913年，山西14家最主要的票号，被拖欠的债权达3100多万两白银。其中，日升昌17个分号中债权近300万两白银。

    票号追讨欠款和储户追账，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辛亥革命后，因兵匪的劫掠和纸币的贬值，票号亏赔更加严重，日升昌票号在四川、陕西的损失尤为严重。储户存钱催逼甚急，广西军政府甚至端着步枪冲进日升昌的票号，强行提走10万两前清官银。清室贵族的放款很多因此打了水漂，有的债主便直接逼账到李家家门。

    主持李家商号的李五峰，就把家里藏的许多财物寄放到了内兄赵鸿猷家中，自己也躲藏起来不见人。后来，逼债的风势减弱，李五峰便向赵氏索取寄存财物，不想赵氏抵赖不承认有寄存一事。李五峰气急败坏，欲到衙门告状，又怕招来债主逼债，不得已只好忍气吞声，吃了暗亏，这也让李家雪上加霜。

    日升昌票号和那个曾经开创了海外开设分号纪元的合盛元票号是一对“相与”（生意伙伴），数十年风雨同舟，和衷共济，但这种“相与”在1912年的挤兑中搁浅了，北京地方检察厅扣押了其京号经理，这个经理被具保后无力清偿债务，一时仓皇，便逃回了祁县总号。此时日升昌在全国的19个总分号，存款额近296万两白银，放款额约为343万两白银。放款收不回，存款要本利返还，日升昌多少已经力有不逮。

    1914年的秋天，检察厅向担保人日升昌北京分号经理侯垣索人。一方面是各债主的追讨，一方面是检察厅的追逼，侯垣和伙友竟也携账本连夜返回平遥。一味的逃避加剧了债权人的恐慌，日升昌北京分号被查封，北京地方审判厅致函平遥县知事，令查封日升昌平遥总号和东家财产，并迅速派人携带该号账簿到京清理号事。时任日升昌总号经理的郭树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