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身躲避，财东李五典、李五峰被关押。

    值此危急关头，已经离号的曾经的二掌柜梁怀文携带伙友，奔赴北京，到审判厅报到，开始清理号事。他开诚布公，周旋于众债权人、商会及北京审判厅、检察厅、司法部之间，很快取得各方的谅解和信任。1915年，司法部宣告日升昌破产，农商部通饬全国各地商会知照办理，日升昌一败涂地。

    1915年3月出版的《大公报》对此报道说：

    彼巍巍灿烂之华屋，无不铁扉双锁，黯然失色。门前双眼怒突之小狮，一似泪水涔涔下，欲作河南之吼，代主人鸣其不平。前月北京所宣传倒闭之日升昌，其本店耸立其间，门前尚悬日升昌金字招牌，闻其主人已宣告破产，由法院捕其来京矣。

    经梁怀文与债权人协商，72名债权代表向司法部请求暂免日升昌破产，让它以收账还债。之后，日升昌的债权从1914年10月的多于204万两白银减到1921年2月的170万两白银。1922年，在296户日升昌债权人中，293户赞成日升昌复业，之后获准，日升昌不再受京师地方审判厅之节制。李姓财东不再为专一股东，债权人也成为股东，保留日升昌招牌，仍由梁怀文负责经营票号业务，此后分号只有北京、天津等地，其余全部收撤。

    但到1932年，清理无望的日升昌票号最终还是歇业了，部分伙友利用日升昌的牌号改营钱庄。1948年，日升昌钱庄停业。至此，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历经100多年跌宕起伏之后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

    日升昌票号的后门旁建有一堵挡风墙，当年雷履泰每天都从这里进出。在修建这堵墙时，墙内嵌入了铁片和铜钱，有取“铜墙铁壁”之喻。雷履泰老骥伏枥，志向不小，但世易时移，一切都随风消散。

    在中国票号史上曾诞生过51家票号，山西占绝对大头，有43家，其中平遥占22家。到民国初年，上海的票号尚有20多家，其中祁县帮有大盛川、大德通、合盛元、存义公、三晋源、大德恒6家；平遥帮有蔚泰厚、蔚丰厚、百川通、协同庆、蔚盛长、新泰厚、天成亨、蔚长厚、宝丰隆9家；太谷帮有志一堂、大德玉、协成乾、大德川、锦生润5家。

    到1921年年末，平遥、太谷两帮各大票号相继倒闭、改组或在清理之中，阎锡山把持下的山西银行逐步控制了金融市场，只留下祁县帮4家票号三晋源（到1934年歇业）、大盛川（到1929年歇业）、大德通（到1932年歇业）、大德恒（到1932年歇业）仍在惨淡经营。而与蔚字连号东家侯家及其大掌柜毛鸿翙的后辈一样，毛鸿翙的后任范凝晋的后代以及协同庆东家王栋、米秉义的后代也都染上了吸毒的恶习，最后变卖家产，坐吃山空，在穷困潦倒中饿死，空留下一时的显赫。

    作为中国银行业的“乡下鼻祖”，日升昌开创了一个时代，由此发轫的金融智慧和实践，让这片厚重的土地人才辈出，这足以让山西人引以为豪。除清朝第一家官办银行的行长由山西祁县人贾继英获任外，7岁丧母的山西太谷人孔祥熙，在其46岁那年，担任广东省财政厅长兼广州国民政府代理财政部长，总揽后方财政事务，支持北伐战争，之后成为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

    而4岁丧母、生在山西洪洞县的南汉宸（1895～1967），则在抗日战争时期，被毛泽东召见任命为边区财政厅厅长。用毛泽东的话说，“我就是要你做一个会做无米之炊的巧媳妇”。之后，他先后出任晋察冀边区政府财政处处长、华北银行总经理等职。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他出任首任行长，1950年4月兼任中国银行董事长，6月兼任交通银行常务董事，成为新中国中央银行的奠基人。

    山西票号的衰落标志着山西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