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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前的1797年，同样是以慈溪商人费元杰为首的宁波人，率先在上海创办了宁波同乡会馆。这一会馆是1790年旅沪甬籍缙绅们发起的“一文愿捐”活动的延续。所谓“一文愿捐”，就是旅沪甬人每人每天捐输一钱。1802年，同乡会馆加建一座关帝庙，正式取名“四明公所”。

    在浙宁会馆创立时，时任上海知县的是宁波定海人叶机（1764～1824）。之前，叶机曾出资募集义勇，与胞弟叶槐一起和福建漳州海盗蔡牵作战，为此，龚自珍曾亲自拜访叶机，写下《书叶机》一文。1813年，叶机出任上海知县，于1921年高升。

    1823年，一名15岁的宁波穷小子来到上海滩南市码头。他早年丧父，与兄长寡母度日，后无奈背井离乡，只身来到上海。他就是日后的沙船大王、宁波镇海人李也亭。

    李也亭先在一家糟房当起了学徒，有时船工需要酒水，他也会被派去送酒。他手脚勤快，踏实肯干，拾金不昧，没满学徒期，就被一沙船商看中。船主给了酒店老板一笔钱，将他雇到自己的船上工作。

    李也亭节衣缩食，年复一年，积累了一笔可观的资金，便独资买下沙船，在上海开设了久大沙船号，拥有沙船十多艘，每艘价值少则七八千，多则数万银两。每次船只出海，他都亲自出马。不久，他又买下沿黄浦江边的码头，并命名为久大码头。

    原来漕粮由京杭大运河运送，但到了1826年，运河淤积，用海运漕粮的方案映入决策层的视野，于是上海沙船业被纳入清政府的粮食运输体系。“苏松太二府一州”的部分漕粮，改由上海沙船业海运。由于当时外国船舶还很少进入北洋航线，上海沙船业便控制了北面海洋的豆麦南运业务，迎来了一个难得的历史发展契机。

    上海开埠前，上海沙船商的资本和利润在各行业中首屈一指，规模较大的船主拥有四五十艘船。民国时期编写的《上海百年史料初稿》称：“当时沙船号商有王信义、沈万裕、郭万丰、严同春、陈丰记等家，唯有李大是宁波帮之后起者，声势独盛。”

    其中的李大就是李也亭。但这时，李也亭刚刚起步，上海本土最知名的沙船号商，还要数郁润桂、郁润梓兄弟和之后替李鸿章筹办轮船招商局的朱氏兄弟等。直到1853年，李也亭受命经办苏（州）、松（江）、常（州）粮道和浙江的漕粮海运任务。李也亭抓住这个独特的机遇，成为上海沙船业的巨擘。

    郁润桂13岁时到沙船字号当学徒，后独立经营，专事海外贸易，把中国货物运到日本、爪哇、安南、菲律宾等地销售，再从当地办货，运回国内贩卖。最多时，郁氏兄弟拥有七八十艘沙船，2000多名雇工。他们还开设了许多商号、钱庄，企业遍布松江，人称“郁半天”。去世前一年，他在城内乔家浜购地造屋，成为上海首富，人称“上海大郁家”。

    海运被纳入清政府粮食运输体系的那一年，郁润桂去世，享年54岁。他32岁的长子郁彭年继承父业，承办海、漕粮运，并在商船会馆中被推为总董，将家族事业推向了高峰；次子郁松年是一位藏书家，是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原名郁钟正）的先祖。

    1853年是郁氏家族的一个转折点。郁彭年本患有气喘病，加之多年劳累过度，在这年病发辞世。这时也正是小刀会起事初占上海城之时，城内富户士绅都避之不及，进入租界，而继承家业的郁松年选择为兄守柩而留在了城中。

    在清军围城、民食艰难时，郁松年出资赈济，民感其恩，曾作歌谣颂之。官府闻听，也示之以兵饷军需目录，这就是陷郁家于两难境地的“外捐官军，内捐贼匪”的故事，从此，郁家与官方关系微妙，以至于1855年2月，清军攻陷上海县城时，郁家被官府处罚，在认捐20万两白银后，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