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的帮助下化名买好了回武汉的船票，但当他得知武汉的革命形势高涨之时，又打消了这一念头。张福兴在《中国1927：解密80年前中国政局的历史谜团》中提到宋子文曾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事实上，我并不是一个社会革命者，我不喜欢革命，也不相信革命。我想，如果劳工政策使所有的商人和工厂老板都吓得不敢生产和营业，我怎么能平衡预算和使货币正常流通呢？而且，我怎么知道回到武汉后不会被革命的劳工拖出财政部，然后被他们打死呢？没有他（蒋介石）的军队保护，我用什么方法制止货币贬值，怎么平息劳工闹起的风波呢？所以，我不能与他翻脸，更不要去武汉。

    1927年3月，在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前夕，郭沫若发表反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认为“蒋介石已经不是我们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了”，他是“一个比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张宗昌等还要凶顽、还要狠毒、还要狡狯的刽子手”。

    1927年3月31日，虞洽卿向上海各报投递了一份公然反共的公告，内称：“名曰共产，实则破产，甚至假借名义，隐图侵占……所举我蒋名司令烛照阴谋，立施乾断，妖雾既消，澄清可待。”4月9日，蒋介石成立戒严司令部，禁止罢工、集会和游行。上海总工会委员会书记汪寿华被青帮杜月笙等诱至杜宅，并被活埋。

    蒋介石是在上海总工会武装起义占领上海后进入上海的，但此时的工商关系已经发生了不同于1919年“五四运动”的微妙变化。根据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资料显示，在得到蒋介石的保证后，江浙财阀给予蒋介石一笔又一笔的巨额财政资助，仅为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之用，外国资本势力连同本国企业家、银行家、大商人等共出资1500万元。其中1200万归蒋介石，150万归白崇禧，100万归周凤歧，其余50万则用于雇用青红帮流氓。

    驻上海的澳大利亚观察家温·李普曼在1828年出版的《中国的革命：1926～1927》一书中说，蒋介石凭借恐怖手段搜刮的钱财，估计达到5000万美元，“现代以前的政权从未在上海有过如此恐怖的统治”。

    冯仑认为，商人与政治家的关系，要与基本的道义、制度方向相一致，这样才能赢得绝大多数政治家的支持，但这一尺度并不好把握。

    因为虞洽卿跟蒋介石走的路一致，所以他不会像荣宗敬那样因不愿认摊税库券而遭侦缉，并被查封了无锡家产；他也不会像商人郭辅庭那样因拒绝认购公债，而以反革命罪被捕，直到交出一笔巨款才保住性命。其他如《申报》总经理史量才、席正甫的孙子席鹿笙等人的下场则是被暗杀。商务印书馆历任编译所所长张元济、南浔“四象”家族之一的张石铭、荣宗敬等都被黄金荣、杜月笙等绑架过。在荣氏家族及其企业经理中，多人被绑架过，甚至连先施百货的经理欧炳光3岁的儿子也曾遭此毒手。

    在虞洽卿得势的背后，还有一个站错队的人，那就是同是宁波人的傅筱庵。1926年7月8日，在孙传芳的干预下，傅筱庵如愿以偿地当上了上海总商会会长。第二天，国民革命军在广州举行北伐誓师典礼，他们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孙传芳。

    作为投桃报李，傅筱庵征调船只为孙传芳运送军火和军队，阻挠北伐军的东进。一年中，招商局共有9艘轮船被征用，以致在1926～1927年亏损高达440万两白银。

    吴佩孚败北后，孙传芳也在与北伐军的战斗中惨遭失败。为挽回败局，筹集军费，孙传芳发行了以关税作抵的1000万元库券，傅筱庵对此全力支持。傅筱庵以上海总商会会长的身份召集上海银钱业摊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