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各业代表无人响应。无奈之下，他又利用职权，从中国通商银行的准备金中拨款200万元作为捐赠。

    在蒋介石进入上海时，傅筱庵一方面遣人表示欢迎，一方面又在孙传芳逃离时亲往送别。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傅筱庵以上海总商会的名义通电“竭诚拥护”。是年，他以支持孙传芳罪遭南京国民政府通缉，后逃至大连寻求日本人的庇护。

    傅筱庵是一个脸谱化的人物，从人性上说，他是一个让人面目可憎的人物。既想做同伴的朋友，又想做敌人的朋友，这种通吃策略，看起来实用，却往往并不现实。在动荡年代，做商人最忌讳像傅筱庵这样，把立场摆得太明，做事不顾及尺度，谁上台就千方百计地想用金钱为己铺路。其商人的投机性，一览无遗。

    傅筱庵有两个酒肉朋友，一个是杜月笙，一个是张啸林。虽然傅筱庵与虞洽卿有矛盾，但经杜月笙和张啸林拉拢，虞洽卿也就顺水推舟，改变了态度，再加之傅筱庵在各方的疏通，国民政府在1931年撤销了对傅筱庵的通缉令。同年，傅筱庵从大连回到上海后，董事会改组，选出傅筱庵、厉树雄、徐圣禅、朱耐寒、张啸林、杜月笙等成为中国通商银行董事。

    此时的中国通商银行已经被呆账掏空。该行放款总额为2228万元，其中26个大户的呆滞放款就达1276万元，占放款总数的57%。其中，北洋军阀政府拖欠230多万元，长兴煤矿、招商局、汉冶萍煤铁公司拖欠500多万元，黄楚九的九移公司、上海日夜银行宣告破产，又吃进了一笔倒账。此外，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人，都向该行借用资金金额从几万元到十几万元不等。

    为装潢门面，傅筱庵不顾实际情况，在1934年自建中国通商银行大厦。1935年春，大厦竣工。为吸揽存款，这年上半年的存款利息在7%～9%之间，个别甚至高达11%，最终因为银行亏空越来越大，经杜月笙牵线，大厦以150万元低价卖给了宋子文的中国建设银行。

    然后，傅筱庵另起炉灶，凭借他在上海的关系，先后担任了美商永安人寿保险公司买办、美商耶松船厂董事、上海华兴水火保险公司董事长、汉冶萍煤铁矿公司董事长、中国建设银行监察人等职，重新成为上海工商界的显赫人物，直到他在1940年10月10日被暗杀，时年69岁。

    与傅筱庵一样在国民党军统锄奸行动中被暗杀的还有顾馨一等汉奸。宁波人袁履登，也因成为汉奸，在抗战胜利后，被判处7年徒刑。他曾担任上海宁绍轮船公司总经理，兼任上海国民商业储蓄银行、恒安轮船公司和上海远东体育场的董事，并于1925年当选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会长。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尔后的中国历史成为很多近代名人名声的分水岭。朱葆三的例子则说明，离政治太近也并非好事。作为总商，他遇上了一个浮躁时代。

    作为《中国学生月刊》的编辑，胡适写了一封《给全体中国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号召大家保持“爱国的清醒头脑”。胡适说，作为学生，当时的任务“就是读书”，“好好准备自己”，“等到我们的国家克服这个危机以后——我们深信她必能克服这个危机——好去帮助她进步”。

    梁漱溟则在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论学生事件》的文章，他说：“纵然曹（汝霖）章（宗祥）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我们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于他。”因此，他说：“我愿意学生事件付法庭办理，愿意检厅去提起公诉，学生去遵判服罪。”

    与此同时，平常只有下午才来授课的复旦大学教授、《民国日报》的主编邵力子，意外出现在学校，告诉学生们两天前在北京发生的事件，并呼吁学生们支持北京同学。江苏省教育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