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聚集了一群大学和中学的校长，在副会长黄炎培的支持下开会，决议呼吁上海各社会团体参加次日的国民大会，上海的“五四运动”正式揭幕。

    1919年5月8日，学生代表拜访了唐绍仪。此时唐绍仪正以南方政府首席代表的身份，在上海参加南北会谈，他向学生们说：“假如你们想成为全国人民的代表，你们必须把你们的团体扩大，全国之人除了学生之外，尚有工人和商人甚多。”

    唐绍仪透露说，前一天的国民代表大会只有少数的商业团体参加，而且没有一个代表来自上海商会。要想达成这个目标，必须联合社会各个阶层，同时要有明确的计划和组织，有秩序地进行。

    在唐绍仪说这番话的前一天，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已率先向北洋政府发去电报，要求严惩“二十一条”的当事人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释放被捕学生。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由十几家各业同业公会和各地旅沪同乡会于1919年3月组成，其中有虞洽卿的身影，首任会长是宁波方氏家族的后代方椒伯。

    但它终究只是一个新兴的商人团体，影响力不足以取代上海总商会的地位。上海总商会迟迟没有表态，直到1919年5月9日（佳日），才给北洋政府致电，要求中国派员与日本直接交涉归还青岛的问题。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佳电”风波。

    “佳电”发出后，上海总商会成为靶子，朱葆三被指责为“奸人逆贼”。在国人看来，收回青岛是我们自己的事，日本无资格与我协商。与日协商，等于承认日本对青岛拥有权利。国民大会上海事务所总务科主任陈公哲甚至将总商会的朱葆三、沈联芳两位会长看做继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之后的“第四、第五卖国贼”。

    1919年6月4日当天，北京政府“大捕学生”的消息传至上海。第二天，上海罢市，从南市到法租界，从公共租界到南京路的店家，都加入了罢市。上海南北市钱业也决定，停止汇兑。“三罢”之初，上海总商会、广肇公所、宁波同乡会等团体，分别在报纸上呼吁“一切举动，务求文明”。罢市第三天，虞洽卿就担忧地说：“罢市三日，金融因之停滞，人心为之恐慌，危险已甚。若再相持，谁能保地方不糜。”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罢市乃表示商人爱国之心，既罢市三日，亦自应宣布开市，以谋社会之安宁并各个人之生活，此理至明。”

    到1919年6月11日，《时报》公开发表时评，呼吁商界从速开市，希望商民将开市与政府准许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辞职分开处理，认为延长罢市并非抗议政府的唯一良法，开市与“爱国”亦不发生矛盾。《新闻报》亦有署名评论认为，罢市已使各地牺牲匪细，“苟因罢市而使工厂辍业交通断绝，则于公安秩序大受影响，一致爱国之结果适等于一致自杀”。

    之后，上海总商会正式宣布反对罢市，但是商人们没有服从这个决定。据称，在1919年6月初上海为期7天的罢市中，商界损失高达2000万银元。6月12日清晨，虞洽卿、傅筱庵等陪同地方官员上街劝告开业，应者寥寥。同样的一幕曾在1905年时出现过一次，在这年的“大闹公堂案”中，朱葆三、虞洽卿和傅筱庵，与上海道台袁海观，就曾挨户劝告租界的中国商人开市。这时，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内部，因为开市和罢市问题而发生了公开的分裂。

    在余下的岁月里，朱葆三再没有介入政治，也极少在商界露面。晚年，他致力于社会公益事业，先后创办和投资了中国红十字会、华洋义赈会、济良所、广义善堂、仁济善堂、惠众善堂、四明公所、定海会馆、四明医院、吴淞防疫医院、上海公立医院、上海孤儿院、新普益堂、普益习艺所、妇孺救济会等25个慈善公益事业。同济医工学校、定海公学、尚义学校、宁波益智学校等也是由他创办的。对此，《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