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翻。

    有人的选择着眼于今朝，有人还试图给自我留下一个未来。刘鸿生既出世又入世，他周旋于蒋宋孔陈等民国要人之间，同时洞察事理，秘密资助六子刘公诚5000元，筹建了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为自己的晚年留下了一条后路。

    刘公诚是带着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给周恩来的介绍信而到延安参加革命的。在“八·一三”淞沪会战中，刘鸿生担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和伤兵救护委员会会长，组织民众在前线救护抗日将士，日伪组织数次派人胁迫他担任伪商会会长，遭到拒绝。后来，刘公诚从延安辗转香港来到上海，在一天深夜，帮助父亲化装成危重病人，离开上海前往香港，脱离险境。

    而刘家在沪的所有产业，却被日军接管，财产损失达1000万元以上。身在香港的刘鸿生决心“实业救国”，积极部署在港、渝、川东创办火柴厂、毛纺织厂、火柴原料厂。1939年，刘鸿生由香港飞往陪都重庆，受到蒋介石的宴请，蒋介石信誓旦旦地表示：“只要你能提供机器设备、各种技术人才，你要钱，我就给你钱！要原料，我就给你原料！你要人，我就给你人！”当刘家费尽周折将机器转运到大西南时，在最关键的时候，蒋介石并没有兑现其承诺。

    1947年，刘公诚回到上海，在父亲创办的华商上海水泥股份有限公司龙华工厂担任厂长，以资本家的身份组织水泥生产，又作为一名中共地下党员开展革命工作，掩护了不少上海中共地下工作者脱险。1948年秋，蒋经国以特派员身份到上海“打虎”，借此推行金圆券。一次，他把沪上著名实业家召到南京路汇中饭店，当着众人面对刘鸿生说：“请老伯带个头，交出全部黄金、美钞、外汇，向中央银行兑换金圆券。拜托！”接着杀气腾腾动起了真格：囤积居奇的商人王春哲被枪毙，申新大老板荣鸿元等数十人被捕入狱。刘氏四家企业（水泥、码头、毛纺、煤矿）被迫交出金条800根、美元230万元、银元数千枚，而换来的却是几卡车形同废纸的金圆券。

    随着内战加剧，荣氏家族在上海的大部分成员都走了。中国银行界的陈光甫、宋汉章、周作民、钱新之、李铭等及实业界的卢作孚、吴蕴初、刘鸿生等，也都离开了大陆。由于长子、三子和六子均已去世，除了已走的孩子，荣德生此时可以依靠的就只剩下四子荣毅仁。荣德生坚决不离开故土，他说：“我不相信共产党会比国民党还坏。”于是，荣毅仁与父亲一起留在了大陆。

    尽管在“文革”中，荣毅仁受到了批判，但在周恩来总理的保护之下，他熬到了改革开放后的出头之日。1999年《福布斯》富豪排行榜公布，荣毅仁及其家族被排在中国50位富豪之首。

    1950年，宋汉章、张嘉璈、陈光甫、周作民（于1917年5月创办天津金城银行，1936年该银行总行迁往上海）、卢作孚、刘鸿生、吴蕴初等金融及实业界人士，都被邀请到北京参加会议。作家邢建榕认为，他们虽不能说洁白无瑕，但大体上总算是白的。在他看来，灰色是最好的保护色。最终，周作民、卢作孚、刘鸿生、吴蕴初等回到了大陆。其他在外者，有些过得还算可以，有些晚年境遇不佳。无论如何，没有哪家能比得过荣家。

    1952年年底，荣德生在无锡谢世。墓地是他亲选的，周围种满了他喜爱的梅花。同年2月，中国最大的民营轮船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在家服用过量安眠药自杀，终年59岁。1955年，周作民到上海视察行务，突发心脏病，于3月8日去世，享年72岁。

    新中国成立前，技术型商人陈调甫是在家中的实验室里迎来新中国诞生的。因拒绝与日军合作，他于1929年创办的永明油漆厂被迫停产。因不愿走孔祥熙的门路，他在家里潜心研究制漆。1953年1月，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