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兵部原议。”

    上谕未发，荣禄就已得到消息“哼！”他愤愤地说，“别样都还罢了，折尾的声明，不是猫哭耗子？我不领他这个情。”接着便请幕友拟奏折“谢恩”，同时请病假，意思是不想再补降两级的缺，当过从一品的尚书，再补上个从二品的缺，面子上未免难看。

    这个要求当然能够如愿。事实上也解除了恭王的一个难题，因为文职正二品的缺极少，武职的正二品则是很多，象步军统领所属的左右翼总兵就是，但这是荣禄十年前的旧职，自然不便再派。此外则各省驻防将军属下，专管一城的都统，亦是正二品，荣禄既在病中，不便外放，就能放也嫌委屈。所以他的奏折一上，交吏部议复时，恭王把它截留了下来，搁置在军机处，根本不办。

    荣禄那里，当然有好些人去慰问，翁同和便是其中之一。

    然而空言无补实际，荣禄决定韬光养晦，等机会报仇。

    慈禧太后的病，为了失眠和饮食无味这两种征象，始终去不掉，成了缠绵之疾，时好时坏，但就是好的时候，也是“多言则倦、多食则滞”，就算想问政事，也是力不从心。

    大政事只有两件，一件是对俄交涉，一件是筹议边防和海防。备战求和，则和战在未定之际。曾纪泽虽远在英国，对于廷议纷纭，举棋不定的情形，知道得很清楚。大计不决，交涉一定无功，因而他在伦敦，迟迟其行，只是与总理衙门函电往还，反复讨论，要先定出一个交涉的宗旨来，方愿启程。

    和战大计则不但朝中争得很厉害，督抚中亦分成两派。主战的势孤而气壮，那几乎就是左宗棠一个人。主和的则人多而情虚，因为主和便好象是退缩、懦怯，一定挨骂，因此为头的李鸿章，只能跟恭王密函商酌。两江总督刘坤一奉召入觐，过天津时曾有一番密谈，决定谏劝持重，理由是海防不足恃，万不可开衅。他们一方面分别上奏，请宽减崇厚的罪名，以为转圜之计，一方面由李鸿章侧面鼓励英国公使威妥玛出面调停中俄纠纷。

    主和派渐渐占了上风，在翁同和的全力游说之下，连一向态度最激烈的醇王，也改变了主意，不主张遽尔决裂。同时，在籍养病的郭嵩焘，也上了一个奏折，洋洋数千言，分析对俄交涉的事理，主张遣派专使实地调查，伊犁尽可暂缓收回。崇厚的罪名，应当符合万国公法的规定。而且很不客气地说：“廷臣主战乃一隅之见。”

    由于郭嵩焘的精通洋务，他的意见，自然受人重视，因而主和派的声势越振。原来主战的高谈阔论，主和的曲曲调停，有各行其是，不相为谋之势，此刻则以开议无法再缓，而崇厚的能否免死，便成了和战大计中的一个关键。就在这时候，鲍超奉召入京，他的出处，又是和战大计的一个表征。因而主战主和双方，无不注视慈安太后召见鲍超，作何表示？

    鲍超还是第一次进京。当然也是第一次谒见慈安太后。在天津便由李鸿章一再教导，如何行礼、如何奏对，一再演习，所以召见的仪注，丝毫不误，入门磕头，请安谢恩，然后跪着等候垂询。

    慈安太后先问了路上的情形，然后照例问百姓：“四川的百姓，日子过得好不好？”

    “贤臣丁宝桢，操守好廉洁的。”鲍超用浓重的川东口音答道，“百姓安堵如常。”

    “沿途百姓呢？看过去还平安？”

    “仰赖天恩。百姓平安。”

    “今年年成好不好？”

    “沿路看年成都不坏。‘小春’都收起了。”

    慈安太后略停一停又问：“你在路上走了几天？”

    鲍超诧异，这话刚才问旅途的情形，已经答奏过了，何以又问？他总以为问过例行的关切民瘼的话，总要提到对俄的军务部署，打点着一肚子的话，一时还没有机会陈述，只好将说过的话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