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自己每月只留用十几元钱的生活费，却还是咬咬牙，把当时的文学刊物几乎都订了，以致于邮局还以为他是在为单位阅览室订杂志。在矿区施工期间，工地上只有一份《陕西日报》；他经常吃过晚饭后，骑自行车颠簸十几里山路，到厂区的阅览室里去看报纸，然后披星戴月地摸黑回来。

    时过不久，解思忠调到厂区施工，住宿条件比矿区改善了许多；但为了业余时间少受外界干扰，他主动要求住进一间别人都不愿意住的宿舍——孤零零的四面都是外墙，可谓“夏暖冬凉”，而且只有五六平方米。他在里面支了张床后，连张普通的桌子也放不下，只好用木板钉了个简易的小桌子；写作时，就坐着小板凳，佝偻着腰趴在上面；写得累了，便直起腰来，捶打捶打后背，看看桌上儿子的照片。

    经过两年笔耕，解思忠终于完成了一部约30万字的长篇小说；投寄到北京一家出版社后，便如同泥牛入海。他借调到京参加首都国际机场建设后，就去出版社打听书稿的消息；这才知道当时每出版一部长篇小说，都要经过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某位领导人审读批准，而且全国只有这家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每年也就是一两部。他看出版无望，便把书稿带回来，锁在了自己的办公桌抽屉里。

    此后，每当解思忠打开抽屉，目光接触到书稿时，心便隐隐地被刺痛一下；他既没有勇气再去翻看，也舍不得扔掉——它毕竟凝聚了自己两年的心血，给过自己美好的希望。“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后，他的情绪异常低落；经过一番痛苦的思索，决定放弃文学创作，并把书稿扔进了房后一条靠近农田的小水沟。谁知几天之后，那部书稿却像投水自尽者一样漂浮了起来；他将书稿捞起来后和砖头捆在一起，再次扔了进去。近10多年来，他虽然不断有新作问世，却对这部书稿总难以忘怀；每当乘坐飞机在首都机场起落时，都忍不住会遥望停机坪北面的一座楼房——它后面曾经有过一条小水沟，那里埋葬着自己的第一部书稿。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解思忠再次萌发了创作的欲望；经过一番论证，他决定以方志敏创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为题材，创作一部长篇小说。之所以选取这一题材，一方面是这种历史题材的作品一般不会由于时间长而“过时”——他已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对方志敏本人的敬仰——他不仅是一位革命烈士，还是一个热爱祖国、忠于信仰、有节操的知识分子；不仅是共产党员的楷模，也是知识分子的楷模，是做人的楷模。2001年，这部长篇小说出版后时过10多年，方志敏研究会成立时聘请解思忠为顾问；在2002年的年会上，他作了一次题为《重精神重操守》的演讲，对方志敏精神进行了颂扬。

    创作历史题材作品，首先得搜集资料。然而，当时一些诸如《红旗飘飘》《星火燎原》这样的革命回忆录，在“文化大革命”中封存后还没有解禁，北京只有两家图书馆能借阅到这类书籍报刊：一家是地处北海的北京图书馆，另一家是地处国子监的首都图书馆；这两家图书馆都得凭单位介绍信借阅，而且还不许将书籍报刊带出阅览室。当时，解思忠上班和居住都在远离市区的首都机场工地，于是就选择了较近的首都图书馆；即便这样，从首都机场乘公共汽车也得近两个小时。由于施工任务紧，工地两个星期才休息一天，只能利用这一天休息日去图书馆借阅。

    从1976年10月到1977年10月的这一年时间里，解思忠几乎每个休息日都是在首都图书馆的文史资料阅览室里度过的。每次他都是图书馆开馆时就赶到了，借到书后便快速摘抄，中间除了上厕所几乎不休息，直到闭馆时才离去。由于连续紧张地抄写，手指关节酸痛难忍，不得不抄写一会儿就停下来舒展一下手指。阅览室里有个供读者饮水的开水桶，他每次去都带着干粮和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