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思忠是一个思想者，也是一个实践者。”——文化部原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王蒙，读过解思忠的《国民素质忧思录》和《观念枷锁》后，曾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书评《实行者的勇敢思考》；文章中的这句话，可以用来概括解思忠作为一名人文学者的特点。

    进入国务院后，解思忠在治学道路上开始了一个转变，即由文学创作向学术研究的转变；与此同时，他本人也经历了一个由作家向学者的转变。在实现这种转变的过程中，他体会到作家与学者之间既有矛盾之处，也有相通之处，正如他在《素质与命运》一书中所说的：

    学者追求的是理性与逻辑，必须观点鲜明、逻辑严密地表述自己的见解。作家，尤其是进行纯文学创作的作家，最好能保持一种朦胧状态；若像哲学家一样思维过于周密，表述过于准确，就会丢掉文学中最感性、最形象，也是最生动活泼的东西。正如有人所说，作家不可太聪明，太聪明就成不了大作家；太聪明的作家往往自我扼杀最宝贵的感情，或者十分愚蠢地使这种感情庸俗化。我甚至认为，文学是傻子写给傻子看的东西。

    作家与学者也有相通之处。作家要想在一个很高的层次上存在，没有深厚的理论功底是不行的。前些年一位作家有感于许多同行的学术水平低，其作品缺乏思想深度，曾提出过‘作家学者化’；后来，又有一位学者有感于许多同行知识丰富而才思枯竭，论文的表达方式常常是知识的堆积和形式逻辑的推理思考，使得多数学术圈外的读者往往因缺乏兴味而不能卒读，其研究成果难以在人民大众之中传播，所以也曾提出了‘学者作家化’。‘化’，诚然是很难做到的，但这并不妨碍作家向学者的方向发展，使得自己的作品更具思想深度；也不妨碍学者向作家的方向发展，使得自己的成果能插上文学的翅膀。

    解思忠到国务院后不久，在一次全国扫盲工作会议上得知：我国上世纪八十年代，每年平均约有400万名中小学学生失学，其中约有百分之三四十是因家庭贫困而付不起每年几十元的书杂费；为了救助失学儿童，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正在实施一项“希望工程”。当时，他的心情异常沉重；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促使他拿起笔来，创作了中篇报告文学《希望之光》。作品在1991年1月5日的《中国青年报》上刚一发表，就在境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最早引发了全社会向“希望工程”捐款的热潮；该报曾先后于3月9日与4月14日以《篇篇飞鸿伴随颗颗爱心——报告文学〈希望之光〉引起强烈反响》《留学生情系“希望工程”》为题，对捐款热潮作了报道。他自己也将这篇作品的全部稿酬通过“希望工程”，捐赠给了贫困地区的失学少年。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1991年3月30日向他颁发的《证书》中写道：“解思忠同志以自己的笔，积极宣传希望工程，并将撰写报告文学《希望之光》的全部稿酬捐赠给贫困地区失学少年，体现了一个作家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对失学孩子的一片爱心。特发此证，以资纪念。”

    创作这部中篇报告文学作品，在解思忠的文学生涯中只不过是个小小的插曲，却最早引发了他对国民素质的忧思。他在《希望之光》中写道：“众所周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际竞争正由争夺军事优势逐步转向争夺综合国力，特别是经济、科技力量的优势。这种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是国民素质的竞争。”——正是从这时起，他便开始关注国民素质问题，并在此后的10多年时间里，将其作为自己学术研究与写作的主攻方向。

    鉴于当时的社会风气问题已成为广泛关注的焦点，反映各种不良社会风气的民谣大量出现，解思忠便从民风入手，用了仅半年时间，就完成了专著《盛世危言——民风求疵录》。此书在广泛搜集并遴选当代民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