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n class="center>——50年外交强烈的“反”文化色彩

    楚树龙1957年出生在吉林省通化市，1978年考入大连外国语学院英语系，1982年毕业，一年后考入北京国际关系学院读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后任北美研究室主任。2001年调入清华大学后，仍继续从事国际关系研究和教学。楚树龙说他这一辈子与国际关系干上了。

    有人说，楚树龙搞了20年的国际关系研究，不仅是一位出色的战略家，而且还是一位具有斗争经验的中国外交高参。

    说到斗争经验，这里先说说楚树龙的一个花絮。

    2003年9月1日，楚树龙出席了在中国青岛召开的东亚安全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朝鲜、韩国、日本等国的外交官和学者。韩国外交部的一个司长在会上说，卢武铉总统到中国访问时，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向卢武铉透露了朝鲜领导人不反对美国在韩驻军的消息。

    楚树龙感到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必须当场澄清，否则朝鲜官员会对中国领导人产生误解。楚树龙要求紧急发言。他说：“韩国官员讲的与事实不符，据我了解，不是中国领导人告诉韩国领导人这件事，恰恰相反，是你们韩国领导人告诉中国领导人这样的事。3年前，我去韩国参加纪念朝鲜战争胜利50周年的一个活动，当时的金大中总统在总统府接见了我和其他6位参加活动的外国官员和专家。金大中当时讲过，朝鲜领导人表示不反对美国在朝鲜半岛驻军。这次会见是有记录的，你们可以回去查一查你们的外交档案。”韩国官员当场没了话。

    一位领略过楚树龙在外交场合斗争风采的外国官员说，楚先生给人的感觉是满腹经纶、文质彬彬，谁也没想到他也是一位猛将。

    其实楚树龙这些年对中国外交最大的贡献，是他对中国外交大战略的思考。

    楚树龙曾在一篇有关国家利益与国家战略的文章中，提出了自己的外交战略思考。他说，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曾经多次并长时间地因为对战略形势判断失误而导致战略性失误。中国因为没有随着国际战略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战略意识，丧失了很多宝贵的发展机遇。他认为，中国几千年缺乏法制以及制度化、科学化的不足不但影响我们的行为，而且影响我们的思维，影响我们的思维过程和认识方法，使我们在认识世界时不能在一个严肃的法治程序下进行全面理智的思维，进行各种意见、看法的充分交锋，使我们不能以科学的精神和方法去认识世界。其结果就往往是拍脑袋，感情化、情绪化，而感情化、情绪化的结果就是更多地过“左”、过激。过去这种以感情代替认识、感情代替利益、感情代替战略和政策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使中国政府和人民受害不浅。历史教训必须充分记取，否则中国将陷入更多的恶性循环。

    楚树龙认为，中国人看待国际问题也应该与时俱进，因为世界时刻都在发生着变化。他认为中国看待国际问题的思路需要有新的调整。

    他认为中国克服传统的“体制外”心理是很有必要的，不要认为世界是美国的、西方的，我们不是这个体制内的，于是就要反对这个体制。我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我们加入了世贸组织，已经申请到了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等等，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应该享有的权利我们也都享有了，如果我们还抱着“体制外”心理，就与自己的身份不相符了。

    “以美划线”的倾向也是要不得的。在他看来，我们要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根据中国人的国家利益、价值观、理想、道德、文化来决定我们对国际问题的看法和立场，不要总是根据美国来划线。不能“凡是美国同意的，我们就反对；凡是美国反对的，我们就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