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他看到中国政府在伊拉克问题上的立场比较明确，非常强调伊拉克的责任和问题，在朝鲜问题上也强调半岛的无核化，这些都表明我们的对外政策已经突破了“以美划线”的思路。

    他看到，中国人一谈到国际问题，就会产生一种“悲情”感，联想起美国人过去是如何如何压迫我们的，等等，这种“悲情”感常常使我们的对外政策不科学。所谓“不科学”，就是用感情、情绪去思维，而不是用事实、程序去思维，容易感情用事。如果谁平稳一点、实事求是一点、温和一点、全面一点看问题，谁就会被认为是右倾、亲美、亲西方。这是需要认真克服的。

    楚树龙意识到中国50多年来的外交中强烈的“反”文化色彩是一种消极的政策。50年代“反帝国主义”；60年代以后既“反帝”又“反修”，再加上反对各国反对派；70年代虽然和美国等国家关系和缓了，但还是继续“反帝”“反修”。令人欣慰的是，十六大后，中国的外交思维有了根本的变革。十六大报告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根本目标的规定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发展”。这是第一次以正面的方式阐述我国外交的根本原则、根本目标。十六大报告虽然也谈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但属于一般性陈述，而不是放在国家战略目标根本宗旨的层次上来讲的。他认为，对于违反国际关系准则、违反国际法，尤其是损害中国战略利益的事情，我们要坚决反对。但是，如果总是带着“反”文化的思维来看待国际问题，就不是一种健康的舆论取向。

    尽管对楚树龙的这些思考还有一定的争议，但其灵活和实用的部分已引起中国高层的重视，并在实践中得到运用。

    1998年克林顿访华前夕，美国提出与中国签订“中美核武器互不瞄准对方”的协议。当时中国政府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并不准备接受这一条件。但楚树龙认为，从军事上说，“互相瞄准”和“互不瞄准”其实都没有区别。坚持要瞄准也没有意义，同意互不瞄准对我们的军事能力也不伤害。但是如果我们坚持不接受美国的要求，势必影响到克林顿访华的成功，如果一个重要国家的领导人访华失败了，这也是中国外交的失败。克林顿访华成功的一个标志就是达成某个协议，而当时中美之间除了在这个问题上能达成协议，别的方面都不能达成协议。另外，楚树龙认为，中国是有核国家中公开宣布核武器瞄准美国的国家，这使美国的民众对中国的认识会很消极，不利于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综合以上分析，楚树龙在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协商会上，提出了接受美方条件的建议。后来在克林顿访华前20天，钱其琛副总理主持全国外事领导小组会议，最后定夺这件事。现代国际研究所把楚树龙的意见上报后获得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