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社区的主要资产，既不是企业家投资，也不是企业家创造的。

    但是，试验区的改革并没有搞完就因故中断了。

    80年代中后期我们在推进乡镇企业与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时，设置股权主要是根据成员权来界定的。亦即，每个成员从18岁算起，以在这个社区的劳动年龄计算基本成员股；其次是贡献股，是厂长、会计，还是普通劳动者，根据职务计分。然后还要订立章程，是否得到全部股权收益要看表现，为了社区精神文明建设，对那些偷偷摸摸，欺男霸女的成员，就扣一部分基本股收益；如果犯罪被判刑，就完全取消股权分配。对那些考上大学、当兵离开社区的，则可以保留股权。

    根据家庭承包制的农村基本制度，股权证书每个家庭一本，不是每个人一本。

    过去社区企业分配是大锅饭，改制以后则要根据股权来决定收益分配。因此，当时完成的只是一个分配制度的改革，形成的是“虚股”。此后，我们计划进一步推进农村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开始考虑“虚股折实”，允许这部分初始股权转让或者内部抵押，比如说谁家有急事，需要钱，可以在村会计或者在村工业总公司那里建立一个转让制度，对交易双方予以登记。在内部流通一段时间以后，再逐步搞社区之外的柜台交易。

    既然这种改制形成的股权主要还是一个内部分配依据，对于社区外部既不可以交易变现，也不能抵押。所以，这还不叫私人产权或个人财产权。华西村离开的成员不能带走这种产权，就无可厚非。

    根本制度的不同，决定财产关系不同。农村土地是社区成员共有，如果成员离开社区，可以把土地带走，社区私权的边界就突破了。同理，企业资产归社区成员共有的部分也可以界定给农户家庭，但根据迄今为止的农村股份合作制的实践，分给个人的股权仍然有待于“虚股折实”。

    我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工作以后，尝试着搞了一个内部职工普遍持股的股份公司，因为国有部门的改革最合理的做法，就是把单位所形成的资产做股量化给职工，主要是按照工龄、职务和贡献来量化。所以我们也是根据职工的职务、工龄来确定股份。虽然我初来的时候就是总编，但来得晚，股权就比老职工少得多。后来有职工要买房子想把股权兑现，这就要经过全体股东大会讨论，修改章程，因为当初搞的时候没有可以兑现这一条。

    同理，华西如果搞了股份制，当初定章程的时候，是否有个别成员可以任意兑现股权这一条？如果没有，有关批评就未必合适。

    我最后的建议是，我们的主流理论家和主流媒体，最好去做一点社会调查，了解一点刚刚过去的历史，不要人云亦云。希望大家能从20世纪90年代造成重大损失的照抄照搬、惟书惟上那种环境中解脱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