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有一次他陪同一位将军来到麻栗坡，这里曾经是一片荒丘，现在却已布满了战友的白色墓碑。他记得那位愤怒的将军从战士手中拿过自动步枪，对准天空扣动扳机，发泄对敌人的仇恨。

    美国兰德公司有“美国脑库”之称，曾经长期为美国军方服务，是全球最著名的智囊团。他们正在准备一个“信息战战略”的大型策划，在查询本来就屈指可数的信息战资料时发现了中国沈伟光的《信息战》。

    兰德公司自发现了沈伟光后，便对他的研究成果进行了长达数年的跟踪，但对他本人知之甚少，于是兰德公司不得不放下架子，派毛文杰直奔北京，与神秘的沈伟光见上一面。

    这是他第一次踏入战场，第一次亲眼看到战场上的残酷。他的心为之一震。

    199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见识到杭州诗人龙彼德。龙彼德对沈伟光的这部奇书很感兴趣，于是他便把《信息战》手稿推荐给了浙江大学出版社编辑刘洁女士。这个以出版文化教育类为主的大学出版社以超人的智识决定破天荒出版这部近于“天方夜谭”的军事著作。

    智慧和技术不同，智慧没有专利，智慧也没有优先权。

    当时计算机在中国还是稀有之物，他能接触到的计算机也仅限于军部机要室里用于打字的那几台。但他似乎已经预感到计算机将成为未来战争必不可少的工具。于是“信息战”几个字开始在他的脑海中盘桓，由此他还联想到以下的相关语：信息边疆、信息宪兵、信息联盟、信息化军队、信息工厂……

    《信息战》的出版似乎是对沈伟光15年军旅生涯的总结和纪念，1991年8月，沈伟光脱下少校军服，转业来到浙江省委办公厅工作。当时不少人都认为，“信息战”只不过是沈伟光对未来战争的一种理想式发问，未必具有生命力或形成广泛共识，而离开了部队的沈伟光也将从此被遗忘。可就在人们用质疑的目光看待沈伟光的时候，中央高层和西方战略专家已经把目光瞄准了沈伟光。

    沈伟光在其理论体系中首先建立了一个“非暴力战争”的模型，大胆地把战争与暴力人为地剥离开来，而把武力战剥离出来的内容和信息战设计结合在一起，从而指出信息战作为一种最为“前卫”的新型作战模式，是一场不流血的战争。在沈伟光这里，战争的目的发生了令人不可思议的根本性改变。这时战争方式不但与暴力南辕北辙，而且更趋优雅和文明——“战争将主要不表现为攻城掠地，不在于流血，而是为了实现某种控制，寻求利益平衡点。在战略上主要是摧毁敌人发动战争和进行战争的意志；战役层次是打乱敌方的决策程序；战术层次才是打瘫敌人的力量体系。”

    在战地指挥所的帐篷里，有两本书始终伴随着他，一本是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还有一本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作为军部作战参谋，他无时无刻不在寻找着一种至高无上的克敌之法。他想到了古代的军事家孙子，也亲眼看到了自己的战友在枪林弹雨中倒下。在反击战的硝烟中，他开始萌发了这样的思路：好男儿保家卫国不惜赴汤蹈火，而当信息革命来临时，还有无可能出现另一种克敌制胜的战争形态？是否可以在无声无息中破坏敌人的阵营，打碎敌人的进攻，在零伤亡中寻找到取胜之策？古代孙子不是早就说过“不战而屈人之兵”吗？

    2000年1月12日，美国兰德公司的中国问题专家毛文杰风尘仆仆地来到北京，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打听一个叫沈伟光的信息学专家。当毛文杰在军事科学院的协助下终于找到沈伟光时，这位兰德专家愣住了：站在他面前的“信息战之父”不但不穿军装，而且还如此年轻。

    沈伟光，未来学家、信息战专家、我国信息战学科带头人，现在在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工作。于1985年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