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至少要有与霸权不至过于悬殊的力量，尤其是军事力量。在这一点上，今天的许多人过于相信“国际法”的作用。然而“在当今世界上，光有法律而没有力量就得不到公正；法律的合理与否不取决于力量，但其有效性要由后者赋予”。用强力保卫自己应有的海外平等自由发展的权利，而不是动辄以“制裁”的方式剥夺他国的这种权利，这正是中国既要崛起又要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的原则界线所在。

    中国要崛起，中国要追求自身的发展权，当会受到来自美国等强权势力的挑战。就像张文木所言，美国不希望中国垮掉也不希望中国强大，只想瘫痪中国。瘫痪意味着中国重蹈鸦片战争时的覆辙，成为一个任人宰割的中等国家，那是中国人民绝对不能接受的。所以张文木才提出“要充分做好战争的准备”。

    国人对战争有两种不同的想法：一种是不能打；一种是要打只打有限战争。这是多年来国人的一种普通心态。张文木一直反对政治绥靖。他在读了房宁的《新帝国主义时代与中国战略》一书后写下这样一段话：从1999年北约打击南联盟炸中国使馆，到2003年美国打击伊拉克，战争几乎一年发生一次；在中国周边从日本重整军事，到台湾分裂势力之所谓“公投”；阿富汗战争后，中国西气东输工程的上游地区失控，中国在伊拉克的大部分石油商业合同几近成为空文，与此同时还有相当的人沉浸在所谓和平与发展的高歌之中，对险象环生的周边安全环境熟视无睹，不思武备，而只将目光盯住GNP的增长上……目前相当一部分人只看图卷不见匕首的麻痹情绪，使他心中隐隐作痛。

    张文木对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两个极具战略意义的动作十分钦佩。

    第一件事是解放军进军西藏。印度是1947年独立的，当时中国国共两党正在进行大决战。他试想当时正是中国军事无力西顾的时候，如果1962年的中印边界战争提前14年，也就是说在1948年发生，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最好的结果也只能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胜利后再与入侵者谈判，谈下来也很难是今天这个样子。

    第二件事是，毛泽东决定抗美援朝。美国出兵朝鲜，实际上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在向苏联和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叫板。在这场较量中，世界各国都在观望它的结果，并由此决定各自的对华政策走向。结果中国打赢了，连斯大林都对新中国刮目相看，中苏很快结盟。1955年中国在万隆会议上耀眼风采的背后，是中国打败当时不可一世的美国的军事胜利。尼克松说得对，“只有在战场上夺取更大胜利，才能在谈判桌上赢得更多的东西”。张文木认为历史容不得政治家在关键时期有半点犹豫，而毛泽东的这两个动作是对其后中国国家安全具有基石意义的大事。

    张文木认为，从历史和现状来看，国际社会并没有给中国留下其他选择的余地，而只留下了通过强力崛起为大国这样一种选择。在他看来，要打就要做好有限战争与大规模战争的两种准备。有限战争赢了，更好；没赢，就打大规模战争，一定要为中国赢得发展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