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的结束，东欧、苏联的共产党政权已经不复存在，社会主义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其次，美国及其西方盟友主导世界事务，美国有恃无恐地干预台湾事务。台海危机很可能触发中国大陆与美国的军事冲突。第三，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的对外依赖度大为提高，加入tO意味着中国正在更深、更快地融入世界经济。如果再加上通讯革命带来的互联网的发展、市民社会的复兴、全球市民社会的迅猛扩张，以及海外NGO对中国大陆的政治事务的渗透，都会严重威胁中国大陆的政治稳定。

    康晓光针对中国大陆的“特殊国情”，开发一种分析和预测政治制度稳定性的简单而有效的分析框架，从“群体”“问题”“手段”三个维度考察挑战政治稳定的力量。即“三维分析法”。

    这种“三维分析法”看起来很复杂和深奥。他所说的“群体”是根据资源占有情况对社会成员进行分类的结果。可以以此通过各个群体与这个制度的利害关系来看其对制度的态度。所谓“问题”，就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问题”，会对某个群体的切身利益造成损害。社会问题引起的“群体”不满，必将使得他们采取“手段”以推翻制度。因此当某个“群体”感到只有推翻现行制度才能解决问题，而且他们有机会和足够的能力这样做，政治不稳定就发生了。

    康晓光把“群体”“问题”“手段”与“政治不稳定”联系起来的逻辑链条是这样的：第一，社会分化，国民分化为不同的社会群体；第二，存在广泛而严重的社会问题；第三，受到这些问题危害的群体感到在现行体制下无法解决问题；第四，他们拥有集体行动的手段，并且采取行动；第五，维护现行制度的力量不能有效地压制反抗行为；结果，导致政治制度不稳定。

    康晓光认为，目前流行的“市民社会反抗国家”模型，强调市民社会对民主化的重要意义。这是有道理的。但是，该理论只强调社会中的集体行动及其功能，而有意无意地忽视社会中的阶级分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因此他在“市民社会反抗国家模型”中引入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法，强调与国家相对的社会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分化为一系列不同的群体。这些群体各自占有的资源不同，对各种社会问题的反应不同，所拥有的行动手段不同，与国家的利害关系不同，因此在分析它们对政治稳定的影响时必须区别对待。

    作为国情专家，康晓光在分析中国未来的政治问题时，并非只是隔靴搔痒般地只作空洞的研究，没有对策。相反，他的许多建设性的建议非常中肯，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特别是他有关建设民主法治的建议已经得到中央高层的响应。

    在对中国政治改革的评估上，康晓光与其他“激进”知识分子不同的是，他能从中国20年的政治改革的点点滴滴中感受到社会的变革。他说，尽管政治领域的变革滞后于经济领域的变革，但是变革确实是发生了，而且变革的广度和深度都超过了许多人的想像。20年的经验显示，中国的政治体制并不是一个“僵化”的体制，而是一个富于“弹性”的体制，它有能力适应不断变化的内部和外部环境，因势利导地改变自己的形态。

    在“人大”与“选举”制度的改进方面，他看到，1978年以来，中国政府有意识地着手逐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最引人瞩目的政治改革成就，是以村民自治为代表的“草根民主”。20世纪80年代初期实行“政社分离”，撤消人民公社，恢复乡政府，并确立了乡级人民代表的直接选举制度。在拓宽政治参与的渠道方面，他看到知识精英选择“关键时刻”通过大众传媒进行的“献计献策”活动，预示了盛行于西方国家的“院外活动”的“苗头”。在法制建设方面，他看到十五大是中国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从“法制建设”阶段进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