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阶段。中国改革20多年在民主政治的道路上取得的这些进步，给康晓光留下了深刻印象。

    康晓光认为任何社会组织都有政治诉求。但如何解决“有组织地”参政问题，他比较了东西方各国的政治民主运作实际，建议政府采取“社团主义政治体制”。这种体制在欧洲和拉美国家采用较多。欧洲国家通过政府行政部门与职能社团的功能性联系，满足社会集团的参政要求，拉美国家则通过政党组织与职能社团的“合二为一”解决集团化参政问题。中国都可借鉴。

    康晓光坚信，公民的有组织参政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任何力量都不能抗拒，因此开放“公开行政领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他认为，就目前来说，“社团主义政治体制”是中国解决有组织的政治参与问题的最有效途径。

    “社团主义政治体制”未必会立即在中国实行，但中国的领导层在多个方面已经表现出对政治改革的理解和对民主民生的关注。2001年3月，朱镕基在“两会”上讲：民生就是最大的政治！天生民，民生就是天，就是最大的政治。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体现了中国政府不遗余力关注民生、发扬民主、实现政治改革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