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4年被派往广西参与扶贫工作开始，近十年的时间，康晓光主持了十多个研究课题，研究领域多为中国转型时期的公共政策问题。尤其在“收入差距”“资源与环境”“国家与社会关系”一系列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方面成绩最为骄人。

    康晓光的一系列研究差不多都是围绕着中国贫困与反贫困问题展开，他实际上在为消除社会的“不平等”而做长期的努力。有人这样说，正是因为康晓光多年来不辞劳累深入基层，反映社会底层的呼声，正是因为他一如继往孜孜不倦地分析弱势群体形成的深刻原因，才引起了全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在2002年召开的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弱势群体成为代表委员们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朱基总理在会上将农民收入增加不快形容为他“最头痛的问题”，表达了他对弱势群体的忧虑和加大关注扶助的决心。朱基还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使用了“弱势群体”这个新名词，强调对弱势群体给予特殊就业援助。

    据资料显示，包括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残疾人、孤寡老人以及早年退休人员的中国弱势群体约11800万人，占全国城镇人口的30%，占全国人口的9.3%。造成弱势群体存在的主要原因一般来说有这样几个方面：价值规律和市场经济竞争作用导致人员下岗失业；产业结构不合理，地区发展不协调，城镇化水平低；实行多种分配方式造成的两极分化；农村人口过多，农村经济落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

    这些年来，康晓光几乎跑遍了全国各个省，尤其对贫困地区的生活状况痛心疾首。这就是他为什么一直坚持不懈地支持中国反贫困行动的重要原因。1999年，康晓光在评论《中国贫困地区教育发展研究报告》时动情地说：我相信每一个去过中国贫困地区的人，每一个进入过贫困农户家中的人，每一个看过贫困地区那些破烂不堪的校舍的人，每一个注视过失学儿童的乌黑的眼睛的人，都不能无动于衷地离开那里，都无法忘记生活中曾经发生过的那一幕。

    康晓光在研究中发现，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8，已经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进入了分配不公平区间。国家统计局2000年对中国4万个城镇居民家庭收入情况的调查显示，占总调查量20%的高收入者拥有相当于42.5%的财富。近几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幅远远低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在如此之大的国家里，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基尼系数的上升幅度如此之高，在世界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他认为收入分配不均是形成中国弱势群体最直接的原因，而造成收入分配严重不平等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异乎寻常的城乡收入差距和地区收入差距。

    康晓光看到，中国改革有两个时间段，前十年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社会成员普遍感受到改革的好处，而到后十年，一个基本特征是，精英群体获取了经济增长的大部分收益。中国精英群体包括政治精英、知识精英、经济精英。中国在20世纪的90年代中后期已经完成了治理策略的调整，政府对新的精英集团采取的策略是允许、鼓励他们在许可的范围内获得其利益，正是因为执政者及时地完成政策调整，才有了90年代持续的政治和社会的稳定。但另一方面，腐败、金融风险、社会不公等一系列问题也孕育着破坏稳定的力量。但让康晓光这些有心人不安的是，2002年中国社会进一步两极化的现象并不是一个暂时性的现象。

    有许多人对康晓光的这种焦虑并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中国现阶段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是“如何做大蛋糕”，而不是“怎样分配蛋糕”。康晓光认为这种非此即彼的观点是严重错误的。对于眼下的中国来说，“公平”与“效率”是相辅相成的系统，而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改善收入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