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小官员，从万寿节以后，就未见过“明发上谕”，上了奏折的衙门，也不见原折发回，以致谣言极多，人人关怀，不知“圣躬不豫”到了怎样的程度？因此，凡是在内廷当差的官员，那几日都是访客不绝，意在探听消息。当然，他们自己在宫里也是天天在打听：“热河有‘包封’没有？”军机处专差飞递的文件包，称为“包封”，若有包封，便可以知道皇帝已照常召见军机，处理政务，当然是“圣躬康复”了。

    这天终于等到了热河的包封，在内廷当差的官员，特别是那些位居清要，行动比较自由的翰林，纷纷到内阁去打听消息。看到“御笔”的字画端正有力，足见皇帝的精神极好，七八天以来的悬揣不安，就从这几个字上一扫而空，争相走告，喜形于色。

    但是，极少数的几个人，所知道的情况，并非如此。朱学勤就是这极少数中的一个。

    在曹毓瑛的套格密札中，曾提到皇帝的病，泄泻已经止了，但“虚损”愈甚，行动气喘，而且下午潮热，夜里盗汗，种种证候都令人忧惧。

    令人忧惧的还不仅是皇帝的病，肃顺似乎更见宠信了！当然，这里面的作用，只有深知内幕的人才能领悟，甚至于连全庆自己，都还不知道他是无形中受了肃顺的利用，以为上蒙圣眷，才有此恩命，得意之余，兴致极好，凡有道贺的宾客，几乎无不亲自接见。

    朱学勤去道贺时，恰好遇见翁同龢。他们都算与全庆有一重师生之谊，所以称他“老师”，做老师的有这样一个红章京、一个名翰林的门生，当然也格外要假以词色，恰好天也不早了，全庆坚留他们在家“小酌”。

    谈来谈去，谈到肃顺。朱学勤谨慎，翁同龢素性“和平”，不喜论人短处，但因为他父亲翁心存被肃顺“整”得几乎下不得台，自然对他也没有好感，这样就只好付之沉默了。

    “肃六这个人，可以说是‘名满天下，谤亦随之’。”有了几分酒意的全庆，摸着八字胡子，大声说道：“都说他看不起我们自己旗人，依我看，这话亦不可一概而论。”

    说着，举一举杯，从这个门生望到那个门生，意思是要他们表示些意见。

    朱翁二人相对看了一眼，朱学勤年纪长些，科名早些，便“义不容辞”，要在翁同龢之前先开口。

    “老师翰苑前辈，清望素著，肃中堂当然不敢不尊敬的。”

    “对了！肃六自己不甚读书，却最懂得尊敬读书人。这不能不说，是他的一项长处。”

    这多少也是实情，而且碍着老师的面子，朱修伯和翁同龢不能不稍作附和。于是全庆谈肃顺谈得更起劲了，谈到咸丰八年的科场案，全庆又为肃顺辩白，说经此整顿，科场弊绝风清，完全是肃顺的功劳，因此他认为肃顺当时极力主张置主考官大学士柏葰于大辟的重典，刚正可风。同时他也透露，那时他是赞成肃顺的主张的。

    这一说使得朱学勤恍然大悟，原来肃顺的保荐全庆，早有渊源，并且由此可以得到更进一步的证实，肃顺的保荐全庆，不仅是示惠笼络，而是有计划地培植党羽。

    第二天，他把他的这一看法，告诉了文祥。

    文祥字博川，是唯一留在京里的一个军机大臣。他与宝鋆被公认为恭王的一双左右手，但朝野清议，都觉得他比宝鋆高出许多，是满洲世家中的第一流人才。

    听了朱学勤的话，文祥黯然不语，好久，拿起时宪书翻了一下，自语似地说：“七月初二立秋。”

    朱学勤不解所以，“文大人！”他问，“立秋又如何？”

    “你忘了吗？”文祥答道，“李德立不是说过，一过盛夏，皇上的病就大有起色了。”

    那是几个月前的话，文祥却还念念不忘。这一片忠君犹时之心，溢于词色，朱学勤不由得肃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