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这种速度增长的话，这是不可原谅的。据我了解，其中一个原因，是一些地方的地税局和相关部门，给当地企业施加压力，要求把明年的税赋提前上缴，这是一个极其糟糕的、破坏性的举措。为了追求税收增长率，不惜杀鸡取卵，要求民营企业将好不容易赚到的一些钱提前缴公，等于把民营企业逼到了死胡同。从长远来说，对中国经济的活力、对老百姓的就业机会的增加，都是根本性的打击。

    为什么中国老百姓的收入增长速度总是慢于GDP的增速？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上半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了9.8%，许多网民戏谑为“被增长”（当前，越来越多的“被”字句流行，比如“被就业”、“被捐款”、“被代表”等等，是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现象）。为什么普通人能够感受得到的经济增长没有官方公布的GDP增速那么高？就像我的另一本书的书名所揭示的：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第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的行政管制太多，制度成本太高了。第二个是国家财政税收太多，特别是最近十几年，政府在整个国民收入的大馅饼中分到的国民收入越来越大。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有资产的升值都转移到了国家手中，却没到老百姓的口袋里。我觉得，9.8%的数据和其他方面的数据是不一致的。就像刚才所说的，如果劳动力就业市场供给不出现根本性增加的话，在需求远远大于供给的前提之下，劳动力的价格不可能出现快速上升。从这些大的宏观数据可以看出，可支配收入增长了9.8%，可信度却不是太高。

    要以民间投资部分替换国企投资，这是共富之道——夏斌

    如何降低“国进民退”的现象？在解决促进新消费的资金来源问题上，您曾提议“应进一步扩大国有企业的分红范围，有计划地减少国有企业的政府持股比例，以增加国家财力来大力扶持居民消费”。基于中国的国情，扩大国企分红范围，落实起来能否冲破重重阻力？

    夏斌：有两条措施。第一条措施是，进一步扩大国企分红范围，有计划地减少国有企业的政府持股比例，以增加国家当年财力，大力扶植居民消费。目前，不管是改善居民收入分配结构，还是扩大内需中的居民消费水平；不管是进一步提高全社会社保水平，还是进一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都直接受制于当年的国家财政收入状况。虽然2009年财政安排已出现3%左右的赤字，但我认为，这时不仅要算当年财政部的财政收入账，更要算国家大账，算国家收入账，算国家资产负债表账。因为与我国政府手中掌握的财力相比，负债累累的美国、日本政府根本不能比。中国政府手中掌握了中央、地方国企及金融企业优良资产有十几万亿元。要进一步增强提高居民消费的国家财力，我们是有余力、有空间的。

    一是除了对中央企业继续认真执行国企资本分红制度、充实中央财政预算外，对各级地方国资企业也可执行国企资本分红制度，以充实地方财力或者减少中央财政的转移支出。而且，分红的比例可以动态执行，酌情提高。二是可以在目前国企持股的上市公司部分股权划拨社保基金的基础上，进一步对上市公司的国资控股母公司以及未涉及上市的一切国有企业，根据国家战略意图，除需要继续保持绝对或相对控股比例之外的，可以有计划、有选择地逐步减少政府的持股比例，向市场竞售。中国是个高储蓄率国家。政府减持后，不是简单地吃光、分光，而是欢迎民间资本投资投股，整个社会的投资率并不降低。政府减持部分股权后获得的资金，应该全部纳入财政预算，用于国家提高居民消费和公共财政。这是第一条措施。第二条措施是，加快组织和扩大民间资本进入投资领域，提高投资中的民营资本占比。

    今后，对政府新增投资项目，包括在这一轮中央和地方刺激经济中安排的“4万亿”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