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化的私有制也不是万能的——刘伟

    市场出现问题是因为不够纯粹的“私有制”吗？中国30年的经济发展无疑得益于改革开放、得益于市场化，尽管有人说国际金融危机给自由市场经济以一记响亮的耳光，但问题和危机，恐怕更多还是出在应用层面，而不是市场经济制度本身。对中国来说，许多问题暴露的可能不是市场失灵的问题，更多的还是市场不够的问题。

    刘伟：有可能。我认为，危机在现今可能会对市场有挑战。对此，我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大概列了五个方面，其实就是表明私有制越纯粹未必就越能解决问题。前一段时间风行经济自由化的时候，认为市场出现问题是因为私有制不够纯粹，产权不够清晰，所以出现了市场交易成本如何如何。很多理论支持这种观点，即产权清晰化就能够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但是现在看来，在西方这种高度自主的市场制度下，确实也有私有制和社会化生产的矛盾，有盲目自发性的必然。这就告诉人们，在中国搞纯粹的市场化未必就能够构筑起健康的市场，所以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不应该走纯粹的私有化道路。

    但是，不能由此否定市场化的方向，因为人类没有一个社会文明是在市场以外形成的。这是一个大的问题。这就是说，高度自由化的时候也会出现问题。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出台以后，面对国际金融混乱局面，斯蒂格利茨于2002年在《喧嚣的90年代》一书中就预警：如果国际经济金融界不做出改变，未来更大的危机很难避免，可谓一语成谶！斯蒂格利茨也是主张经济自由的，但强调自由是要有严格的制度约束的。他当时是说，如果放弃约束的话，这个自由就没边际了，就会出现所谓次贷、烂账。

    所以，从第一个方面来讲，危机的巨大影响，使得人们对私有化的神话有了更清楚的认识，但是你不能由此而动摇市场化。危机同时也表明，竞争的过度自发肯定会导致危机，它不会自我收敛，不会像“看不见的手”一样，自发地、分散地收敛成一个和谐均衡的状态。你可以反对过分的自发性，但是你不能反对竞争，问题不是出在竞争上，而是过度的分散。第二个方面，中国分散的状况也是存在的，比如产业组织不理想。当然，中国的竞争更多不是过分而是不够，这和西方不一样。

    是“驾驭市潮”还是“干预市潮”——茅于轼

    政府配置的资源太多。茅老，当前这场始料未及的经济危机转眼已席卷全球了，以您的观察和思考，问题究竟出在哪儿？

    茅于轼：应该说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问题和原因，中国的情况有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外部原因是受到发达国家衰退的影响，国内的订单减少；内部原因是低劳动、低环境成本的经济模式亟须调整，属于价格的低估。这是总的原因。具体的原因就要微观分析到个人行为。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东西，市场经济也有很多问题，要针对实际问题去解决。中外问题存在着差异，中国更多的是“市场不够”的问题，欧美是“市场失灵”的问题。中国之所以市场不够，是因为市场配置的资源太少或者政府配置的资源太多，像现在垄断的国有企业都是政府在配置资源，这是由于长期积累的结果。

    改革30年，计划经济体制的残余还在。宏观经济是总量经济，微观经济是个体经济。宏观经济理论是从凯恩斯起产生的，在亚当·斯密、马歇尔时期都是没有宏观经济之说的，这是凯恩斯的重大贡献。宏观规律和微观规律不完全一样。宏观是总量，微观是通过价格的调整达到供给平衡。总需求和总供给不能平衡，这就形成了宏观上的种种问题。

    微观的最佳状态是：价格是自由的，任何一种商品都能够供需平衡。但是每个微观商品供需平衡，总供给和总需求却不能平衡，这中间还存在储蓄转换为投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