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的力量给每个公民创造了机会——茅于轼

    改革开放最大的成果是什么？关于中国改革开放30年，有学者指出，对外开放是这30年的最大成果。因为有了开放，通过行政手段获得生产性资源的路径才得以维持。

    茅于轼：的确，一个国家的生产性资源如果更多地掌握在政府手里，那政府可支配的钱就越多，民众口袋里的钱就相应越少，这是一种此消彼长的过程。如果没有开放，生产的东西就可能销售不出去。开放维持了我们外向经济的局面，所以改革和开放要分开来看。同时也要看到，30年改革开放最不容忽视的力量是民营经济。民营经济的财富并没有掌握在国家手里，是市场削弱了政府权力。就对外开放而言，最重要的意义是实现了东西方交流，中国得以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没有这一点，中国改革不可能成功。开放最主要的结果，不能简单说是维护了统治阶层利益，更多的是促进了中国在技术、制度、文化等领域全面向西方学习。我们的宪法、人民代表大会到法院、律师、大学，还有各种制度等全是从西方来的，而不是慈禧太后的东西。

    当然也有很多人认为，我们的学习是不是更专注于形式，其实现在精神上也在学，最近出现的维权行动就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真正在学西方的，主要是一些民间人士；作为垄断利益集团，尽管一方面抵制西方思想，但另一方面也在受这些思想的影响。我最近有一个很大的发现，中国政治改革的一个重大进步是在人权方面。值得肯定的是，几十年一直不断在进步，其实是老百姓对政府的监督权在加强。就“杨佳袭警案”来说，杨佳是该判死刑的，但下此判决还没那么容易，需要照顾到网上那么多的意见。这就是一个进步。我认为进步的动力主要就是学西方的关系。中国自古以来没有人权思想，儒家没有人权思想，儒家是君王思想，人权思想是“进口”的。先是欧洲然后到美洲，现在全世界都在讲人权。人权不是靠权威来保护的，要靠老百姓的自觉。因此说，中国政府对改革开放的功劳很大。我们也去过日本考察，其开放程度远不如中国。这全是靠市场，市场的力量给每个公民创造了机会。现在社会上的有钱人，不全是垄断集权者，大部分还是民间的创造力量，经济杰出人物大部分来自民营企业。

    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是什么——张卓元

    有一些改革，容易受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挠和反对。2009年“两会”前夕出现了诸多改革热点。作为中国多次经济体制改革的参与者，能否提出一些解困当前局面的建议？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到底如何继续推进？您认为哪些领域是最需急迫解决的？

    张卓元：总的一点，我认为实施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要同深化改革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使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紧密联系起来，才能使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好地发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我们要认真研究1998年那次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克服通货紧缩的经验，特别是研究那次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同深化改革紧密结合的成功经验。1998年以后几项大的改革是很成功的，比如，取消福利分房制度，使此后房地产产业大发展；国有大中型企业三年脱困改革，使大批国有大中型企业逐步适应市场竞争并迅速发展壮大；剥离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总数达14000亿元，充实资本金，改善治理，为后来成功上市打下基础；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所以，这次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使经济更好地走出困境，看来也要考虑在改革方面应有较大的谋划。

    尽管上面说了有其困难重重的一面，甚至有的改革在短期内同保增长有不完全一致的方面，但从全局和稍微长远一点看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还是要下决心推进。首先，我们要抓住国际市场资源特别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