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有生以来第一件，也是最后一件家里做的衣服。她就是穿着这件衣服被卖出岛去的。到了婆罗洲妓院后，老板骂道：“穿这么素的衣裳怎么接客。”可她不想把离别时母亲亲了缝制的衣裳收起来，就把它改成一条褥子，里边装上婆罗洲的木棉，这就是我身下这条纹褥子的来历。

    我与阿崎婆共同生活的三周一直睡在这条褥子上。说实话，我时刻担心这褥子上还会不会残留梅毒、淋菌。但是，我能躺在作为阿崎婆妓女时代的见证物的这条褥子上，对于要亲手书写她们隐匿历史的我，是最有意义的体验，是值得纪念的一件事。

    鸡鸣声此起彼伏，差点儿让一直当做枕头的座椅靠垫从我的头下边滑走。我一睁眼，天已大亮了。阿崎婆拉着我到附近人家去串门。昨夜睡觉前我告诉她，我买了三四袋小包装肉包子，她说：“那么，明天去村里的我的亲戚家串串门。”

    首先去串的一家有一座小小的房子。从门前小路向小河的方向走，半路上就可以见到它。阿崎婆告诉我这里边住着什么人：“夏天你来时，你见过户主。头发染成金色，眼睛看不见，那是我死去的哥哥的媳妇。”然后又串了一下她嫂子家西边的两户人家，这两家是金发盲眼人的儿子——阿崎婆的外甥们住的。

    姑且不论上次见过的嫂子，我想这次阿崎婆对外甥一定也会像上次一样介绍说我是他的儿子勇治的媳妇吧。可她只回头看看我说一句“这位太太要在我家住几天”。我正要装阿崎婆的儿媳妇，阿崎婆的话把我的锐气都挫掉了。我没办法，只好说一句，“请多关照吧！”把那包子拿出来。孩子们向点心包扑过去，咬着包子，这情景我在东京从未见过。

    说起来，访问这几家等于是这个村子接纳我的仪式，它宣布我要在阿崎婆家呆上一阵子。村里也正式接纳了我。在这个仪式勉勉强强地结束之时，我与阿崎婆的共同生活便开始了。

    实地体验一下，阿崎婆的生活比我以往所见所闻要贫穷得多。后来我才听说，阿崎婆的生活费由京都的儿子寄来，每月才四千元，除了这经常迟误的赡养费外，没有其他收入。日本《生活保护法》经常被人们批评为弃民政策，连这政策都规定农村老人一个月的生活费为九千五百八十七日元，而阿崎婆衣食住一切只有四千日元，连《生活保护法》的一半都不到。而且她还要拿这钱养活九只被抛弃的濒临死亡的猫。她常说：“它们也有生命的，多可怜啊！”

    按衣食住的顺序描写一下她的生活，先谈谈她的衣着。阿崎婆只有几件衣服。在崎津镇冰水屋遇见她时她穿的是出门的衣服——褪了色的粗糙的蓝裙子和洗掉色的波纹绉的衬衫。那天是她每月一次拜她所信的军浦大师的日子，所以她才穿的，平常家居的服装是条灰色的旧棉布裙子和一件短袖的单薄的人造棉衬衫。人造棉是二战期间生产的纺织品，波纹织物是战后不久流行的。只有村里人办丧事的时候，阿崎婆才会从旧五斗柜中取出一件铭仙丝织物的和服来穿。这是特殊又特殊的，是不知何时从别人家分赠来的遗物。

    鞋呢，除了她经常穿的里子磨损厉害的橡胶草鞋外，只有一双木展。木展带子十分破旧，木纹也清楚地显露出来。这双木展平常总收起来，我与她同住的期间，她只有在参加别人葬礼时才穿。从这点看来，这是她做客时的鞋。夜里的被褥有一条婆罗洲棉的棉被，没有枕头，也没有睡衣，她每天晚上穿着白天的衣服睡觉。

    我和她只是短期共同生活，所以除了床上用品与我直接有关外，我对于她的服装没有多大的发言权。但是，关于她维持生命的饮食，问题要深刻得多。

    首先，别人家有厨房，阿崎婆没有，找遍全家既没有井，也没有自来水，更没有下水道，屋里有一个她用粘土捏成的炉灶，上边放一个熏黑的水壶。侧面有一只装过橘子的包装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