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阶层生活惯了的我来说，与她的共同生活实在是很苦，像死一般难耐。我曾有几次，不，几十次地为缓解自己的痛苦想掏出钱来买白米、买肉、买鱼，想购些木材来请人修一个简单的厕所。这些事用我带来的钱都能做得到，也是与她共同生活的我应做的事。

    可每逢手触到钱包时，我都责备自己，你打算与阿崎婆同吃同住，才来天草访问的。如果你不能每天三顿吃麦饭。坐在腐烂的成了蜈蚣窝的蹋蹋咪上、睡在几千个异国男人躺过的婆罗洲棉褥子上，不能在崖下挖坑大小便的话，她能把你看成是同一立场的人吗？能把她海外妓女的真实生活告诉你吗？现在的你从一开始就接受了阿崎婆的好意，与她一起过贫穷生活不是应该的吗？

    我在三周的共同生活中不仅没有用金钱帮助阿崎婆，而且过着她平时过的普通的生活。成天到晚地吃拌着一点儿红米饭的麦饭加上盐煮土豆泥，对我来说像在地狱一样苦不堪言。不吃的话我就听不到这个人掏心窝的话，如果吃了就是得到了通往她心灵的通行证。这样一想我数着饭粒也吃下去了。

    就这样过了十天左右，我开始很随意地问阿崎婆在海外的生活。当夜晚铺婆罗洲棉褥子的时候，我从婆罗棉的话头转到她几岁去的婆罗洲，那时候婆罗洲有多少日本人，都做什么样的工作等等问题上。可是阿崎婆没给我正面的回答。她说：“去婆罗洲的时候我还小。”究竟为什么被卖到婆罗洲的，走的哪条路线，怎么去的，当时她是什么心情，全闭口不谈。

    我并没有打算写一般的海外日本妓女的访谈录。正因为如此，我才考虑住进天草岛的。可是过了一周、十天还没有成果，我可真有点着急了。

    可是，那以后不久阿崎婆却把我想知道的一五一十地讲给我听。之所以有这个变化，我认为是村民们对我产生了怀疑。村民们公开的疑念当然是我到底是不是阿崎婆的儿媳。她独生子勇治的妻子一次也没到天草的婆婆家来过，连阿崎婆也只见过照片，应该谁也没见过她。但是金发盲女的大儿媳好像说了这样的话：“我去京都时到勇治家吃了顿晚饭，他妻子比那个女人矮，比她胖。”这金发女人的儿媳妇还为我着想，毕竟去她家洗澡所以彼此也熟悉了，上述的话她只说过一两次，而金发盲女是大闲人，她逢人便讲，搞得全村人都知道了。

    不久，全村人没有不知道这事的，只有我本人不知道。所以，有一天鱼贩子给猫送竹荚鱼时，我老老实实地回答了他的问题，告诉他我住在东京，对东京街道很熟悉。这件事传来传去，使村民们更加怀疑了。

    于是以金发盲女——阿崎婆的嫂子为首，全村人都对住在阿崎婆家的我产生了疑问。考查的结果是“那个女人要不是阿崎婆在婆罗洲的私生女就是阿崎婆别的妓女同伴的孩子。肯定是好不容易才找到阿崎婆的。如果不是那样的话，也许是搞风俗行业的，有什么大难到这儿躲难来啦。”

    实际上正如后文将介绍的，阿崎婆的同伴大江的富美有孩子，海外日本妓女有时不得已生下孩子来当私生子养着，这种例子不少。所以阿崎婆若有一两个私生子也并不奇怪，其中一个仰慕生母来访也是有可能的。即便不是阿崎婆本人的孩子，是她当妓女时朋友的孩子也可能大老远的来访问她。与这两种推断比较，风俗女来躲祸的说法有些牵强。可是村里人只考虑长期住进曾经是海外日本妓女的阿崎婆家的女人准不是所谓正经的女人，而且我的脸上残留着十几年以前遇到的一次意想不到的事故所留下的几道疤痕。这也成为一种根据，村里人依它推断我是风俗女。

    村里人断定我是以上三种人之一后，忽然对我难以想象地亲热起来。这种亲切是来自一种优越感。他们认为我是不幸的可怜的女人，尽量可怜我。他们想这女人若不是妓女的孩子就是风俗女，反正比正经人低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