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脸重合到一起了。

    刚刚过了幼女期的女孩子，在不知海外妓女的营生的情况下被卖，或知道它意味着什么而为了亲人自卖自身，究竟哪一种更残酷一些呢？如果说都很残酷的话，的确如此。如一定要比较的话，我认为后者更加苛酷。

    山打根的妓院里的情形，超出我们的想象，是令人异常难受的事实。根据阿崎婆所讲，平时接客人数不多，但有轮船靠岸的时候，前面一个客人还没走，后面一个就在门前等着，人多的时候一晚上接三十人。我担心这是目不识丁的阿崎婆信口开河，所以过了几天变更了地点换了一种问法又问了一次，阿崎婆的回答仍然是这样，一点儿也没有犹豫。

    过去对海外妓女的研究没有涉及接客人数和性交次数，所以，我不知道确切的数字。从日本内地的数据来看，不用引用明治、大正时期的数据，而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情况为例，有专门研究卖淫问题的专家中村三郎写的《白线之女》。这本书专门搜集了昭和三十一、二年东京都内十七处特别饮食街妓女的营业状况。据此可知，妓女一个月接客人数，住夜二十九人，不住夜六十七人，性交次数住夜客二点二次，不住夜为一点二次。依此算出平均值，她们每晚接待的嫖客把住夜的一人与不住夜的二点二人加在一起约三点五人，性交次为四至八次。此外，社会学家有渡边洋三于昭和二十五年出版的《街娼的社会学研究》，是以冷静的态度和科学方法写成的唯一研究书籍。该书调查街娼一日平均接客人数最低为一点一人，最高四点一人，平均为二点一至二点二人。作为特例，也有街娼一日接客十人的最高记录。

    可是，阿崎婆一夜接客人数平常为四至五人，多的时候达到三十人。反正都是卖身，讨论这些可能很无聊。如果嫖客为二至三人的话，互相之间还可能说上一两句话，虽说是交易，也可能卖笑，至少还能反映出人类的心理活动。如果在有限的时间接待三十人，从感情上没有任何交流，她们只被男人当作“物件”，她们本身也彻底打算成为“物体”了。可是她们毕竟不能完全压抑住人类的感情吧。

    度过地狱般的一夜，天明之际，所有的客人都离开了自己的房间，只剩孤独一人，她仰望南国碧空，不是也背着别人恸哭了吗！这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国家，许多人都有自己的福份幸福地生活着，为什么唯独自己要离开故乡在遥远的异乡流浪，忍受这种悲惨的命运呢？她们不是捶打着洒着椰子树影子的大地在那里哭诉吗？

    我通过查阅文献，得知了许多海外日本妓女的悲惨生涯，心情很沉重。可是现在与我住在同一屋顶之下的阿崎婆的生涯，使我的心情更沉重。阿崎婆告诉我的往事，全都在她矮小的身体上留下了痕迹，都是她亲历的事实，每当我想起这些，我就不由得心酸，想放声大哭。但如果真的哭出来，心地善良的阿崎婆一定不会再讲令我难过的话，避开山打根的话头。明白了这一点，我好容易忍住了呜咽，而内心深处却想抱住她那瘦小的身体尽情地大哭。

    我尽力克制自己想大哭一场的愿望，是很痛苦的。这种痛苦我应在哪里发泄呢？答案是清楚的。我是为了倾听过去海外的日本妓女们埋没了的声音来天草的，又住进了阿崎婆的家。最好的回报方式是尽可能地搞清她的生平的各个细节，而且在听完她自己讲述的半生曲折之后，从与她直接相关的人那里取得旁证，这样才能更加深入地了解她海外妓女时代的生活。

    于是，我开始把采访阿崎婆多次提到过的几个人提到日程上来了。据阿崎婆说，在山打根的妓院里一起生活过后来成为好朋友的富美现在生活在大江，富美的朋友阿霜逝世了，但阿霜养大的富美之子松男还活着。如果阿崎婆的话属实，她崇拜的妈妈木下邦的故乡是二江，买阿崎婆的人贩子由中太郎造的出身地为高滨，去这些地方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