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她六十岁的时候。她年轻时，由于不满意父母给她包办婚姻，离家出走了。大正九年（一九二0年）到了柬埔寨，在金边与担任县政府官僚的马赛尔-盖农结了婚。丈夫去世后昭和二年（一九二七年）回到老家，傍晚我到萨娜家访问，房子外观上和普通农家没什么区别，家里边蚊帐下有一个漂亮的卧室床，真不愧是从南洋归来的。萨娜正巧背柴回家，已经完全是农妇打扮了。她个头大，正是白人喜欢的那种女人，生性极为朴素，好像认为去过南洋是一种耻辱似的。”

    据阿崎婆说，盖农-萨娜还是她的远房亲戚呢。她住的地方离阿崎婆家很近，只隔一条河。我每天从早到晚都能见到她家的屋顶。尽管如此，我大老远跑到大江、下田、二江也没去访问她。这完全是为了避嫌。村里人看见我采访她会造成我与海外妓女调查有关的印象。可是，反正我要回东京了，也没必要避嫌了，只要不使阿崎婆为难，听听盖农-萨娜讲些什么，对我来说不仅是必要的，客观上也很有意义。

    过去我采访的主要是以亚洲人为对象卖身、回国时几乎身无分文的海外妓女。盖农-萨娜不是，她属于另外一类海外妓女。她与欧洲人——东南亚殖民地的法国官员正式结婚，丈夫死后继承了财产，作为XX村的有钱人过着阔绰的牛活，此外，森克己的《人身买卖》中写过她，不仅报纸、杂志，连电视台、广播电台也都来采访她，让她谈海外日本女人的事。当今无论谁，一旦被大众传媒宣传，往往就觉得自己了不起。她也自诩为天草的名人啦。如果听萨娜讲讲过去的事情，应该会了解到上层海外妓女的生活，从她的谈话中也可以捕捉她今天的意识与感触。

    我跟阿崎婆说我想见萨娜后，她的反应并不很积极，穿上她磨破的草鞋，就把我带到盖农-萨娜家。她家外观自然是农舍的模样，从院子里进屋，外间屋有一个巨大的白色冰箱，还有外国制的摇椅和一块漂亮的外国地毯。在阿崎婆家呆久了的我，见了这些，感觉十分刺目。

    阿崎婆叫了门，过一会儿，从里边走出来一个大个子、圆脸、模样周正的老太太——这张脸确实像是不止见过一次了，但不知是在哪儿见过。她迈着四方步从里边出来，左手拿一只外国烟袋，右手点燃一根香烟，一边走一边抽，她无言地将站在外屋的阿崎和我上下打量了一番，然后说：“找我有事吗？”

    阿崎婆的态度谦卑，口吃地介绍说：“这是我的一位亲戚，这半个月以来一直住在我家，说是想见见你。”我照例寒暄一番，说承蒙她关照一类的话，还补充说：“这次我到阿崎婆家来，听她讲外国见闻很有意思，也想听您介绍一下外国。”萨娜吐着烟圈问：“录音吗？还是一般的采访呢？”

    一瞬之间，我简直不懂她的话，又问了一句才知道她说的是录音还是采访，这话从她嘴里说出来，大大出乎我的预料。我说：“我既不是电视台的，又不是杂志社的，只不过是阿崎婆的亲戚。因为我感兴趣，才想请您谈谈在外国的事儿。”尽管我恭敬地再一次提出请求，萨娜像是遇到麻烦似地说：“今天我神经痛。”明明白白地拒绝了。

    硬叫她讲，既不符合礼貌，也会引起她的警戒。我也就默认了。但我还不死心，想再约一个时间。我说：“那么，明后天等您身体好点的时候我再来拜访。”可萨娜冷冷地说：“我这种神经痛不好治，五天十天也好不了。再说，关于去外国的事儿，和阿崎不一样，我没什么有趣的话头儿。”

    话虽说得绕弯子，但她已明明白白地让我得知她和阿崎婆不是一类人，像我这种人再次来找她是给她找麻烦。阿崎婆认为我可怜，从旁插嘴为我说话，我感到她的态度和话语过分小心。萨娜的傲慢——蔑视阿崎婆和我的态度，直到我们恭敬地告别之前丝毫没有改变。

    想听益农-萨娜讲她在外国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