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经历的打算，是彻底地告吹了。那天晚上，我一边抚着跳到我身上来的猫，一边琢磨，萨娜为什么要拒绝我呢？

    新闻界的记者开着新式的汽车，带着电视摄像机、录音机采访她的时候，她肯谈在东南亚的生活，为什么单单拒绝我的请求呢？在我提出请求时，萨娜问我是录音还是采访，如果我是记者，手里拿着录音机，采访结果登在报章杂志上的话，她会答应我的请求，把我让进里屋的。

    萨娜拒绝我的原因，一定是因为我是阿崎婆的亲戚，虽然不能肯定地这么说——萨娜当初出国的时候也许是做海外妓女出去的，但她与有资历的欧洲人结婚了，丈夫活着时，她过着安逸的生活，死后也有遗产，在去外国的日本女人里面她是发迹了的典型，而阿崎婆和她正相反，一直生活在海外妓女的底层，到了晚年还过着最最悲惨的生活。

    萨娜的头脑里自然存在着身份地位的意识，这也是人之常情。设想一下，一个至今还抽外国烟的阔人和一个到处拣人家烟头儿的穷人之间，怎么会有共同语言呢？对萨娜来说，阿崎婆这种落魄的海外妓女自称熟人前来套近乎，伤了她的自尊心。要光阿崎婆一个人倒也算了，还有一个谎称亲戚的来历不明的女伴，要听她讲海外经历，就更有损她的自尊。为此，她认为我和阿崎婆身份比她低，板着脸连里屋也不让进，拒绝了我们的来访。

    我倒不在乎自己的类似后悔的不快之感，我更担心的是让阿崎婆扫了面子。除了这点心理负担外，我认为对盖农-萨娜的访问形式上是失败了，但实际上取得了大的成功。因为我采访她的目的是想了解上层的海外妓女的生活与意识，对于她的生活虽一无所获，但对她现在的意识至少还亲身感受了。

    在见到了盖农-萨娜并遭到冷遇之后，我才认识到阿崎婆为人的伟大。阿崎婆肯收留我在她家住三个星期，也不问我的来历，不管我是不是离家出走的女人，要是萨娜能这么做吗？第二天早上，我告诉她我要回东京时，我更加感到她为人的伟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