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的如“款式特髦”“源发公司”字样。二楼三楼全是出租的房屋。也许是因为临街的一面才有唯一的一扇窗，所以洗好的衣服全挂在从窗内直角伸出的竹竿上，形成了晒衣的队列风景。晒衣竿上的衣物多为原色的衬衫与裤子。由于都是些六、七十年前的建筑物了，房间内的墙壁剥落，露出些砖头来。为了掩盖这些，每户人家都以不同的颜色把墙壁和百叶窗涂抹得花花绿绿，却更使人加深了它是贫民窟的印象。

    因为没有引线的中国人，我们不能进到曾经是日本人妓院的房间去观看。根据在这里长大的太田的话说，二楼三楼的房间一律是六个铺席大小，厕所和厨房都是共用的。这就说明这里本不是给居民住宿用的，而是做皮肉生意用的。现在这里的月租金为三十美元，出租给华人房客，他们的职业多为船员、店员、工人、司机等体力劳动者，也有不少服务业女性房客。

    在这条破烂但又奇妙地充满活力的街上走来走去，我不禁陷入沉思。现在住在这里的年轻的新加坡人自然不会知道，五十年前这里的每间每间屋里都住着从远方渡海而来的悲惨的日本少女，她们每日以泪洗面。我透过现在的房主按个人爱好涂成绿色和浅蓝色的百叶窗，看到一部分墙壁，在那些墙上是否洒有那些命运悲惨的姑娘们的泪水呢！

    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在这里再多呆些时候，可是我们只在街头站了三、四十分钟，就不得不离开了。太田与我来来回回走了几遭，又往商店内部窥视并对着二楼、三楼的窗户反复查看，引来了人们的怀疑。各处窗口都若隐若现地出现了一些面孔盯住我们。

    太田催我说：“走吧，从那边就可以上大街了。”我们拐过了写着“马拉巴街”的街角，在那里我又稍稍地伫足停留了一会儿。别人会想参观这么一条小街一个小时还不够吗？不知何故我对此地依依不舍，至少想站在最后一个街角再回头看一眼。不这样做我的心会不安。

    太田可能也看出我的心情，便站在旁边开始抽烟。这时我看着花街的遗址默默地向我同性的日本人告别，从内心发出这样的呼唤——我的同胞们，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而你们的一生只能作为海外妓女度过，如果真有灵魂存在的话，你们的灵魂可能还徘徊在这南国的旧花街的上空吧！请你们接受我的问候吧。这样在反复叨念之中，我的眼眶里涌出热泪，眼前的风景逐渐模糊，模糊之中我眼前浮现了这条街半个世纪前的样子——作为日本人妓院街时候的样子与“南洋姐”的哀史。这个样子最初是朦胧的，其后逐步加深了颜色，形成明晰的图像。特别奇怪的是当我下定决心离开这旧日本人花街的时候，这段历史就更加鲜明起来。

    根据我从书本和访谈得来的知识，新加坡的日本妓女的第一人是明治初年的一个日本寡妇，她的英国丈夫在新加坡死去了。也有人说是一个在横滨出生的叫阿丰的女子，她是明治四年到新加坡的。除此之外，还有别的说法，如有人说第一个到新加坡的日本“南洋姐”是叫做安子的女人，她剪断了乌黑的头发女扮男装来到这里。还有人说是一个叫“传多婆”的人，她是随日本杂技团来到新加坡的，来了之后就再也没回去。无论哪个说法都可以，总之从明治初年起日本就向海外送出“南洋姐”了。在西乡隆盛死于鹿儿岛的明治十年，在马来街就有两家日本妓院，其后数年日本妓院数目逐年增加，到明治二十年南洋姐人数为百人，到明治三十五年妓院增至八十三所，“南洋姐”六百一十人，日俄战争爆发的明治三十七年有妓院一百一十所，南洋姐九百零二人。

    拥有众多“南洋姐”极度繁荣的日本妓院集中在马来街、哈依拉姆街和马拉巴街是众所周知的。为什么日本人花街要建在这里呢？这一带现在已成为市中心，而十九世纪中叶这里不过是郊外。作为文明的耻辱的妓院要放在不显眼又距海港近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