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是不言而喻的。顺便提一句，日本人管这些街道叫“斯天列次”，这既不是马来语也不是汉语，恐怕是天草和岛原出身的姑娘们把英语的street念走了样而形成的洋径浜英语。

    这些日本人妓院街的风俗与日本内地的花街风俗很相近，但是与新开拓的外国日本人花街的形象相符，总有一种异国情调。坪谷水哉游记写道：“从驶有电车的大街进人小胡同，左右两边几条小街都是日本人开的商店。楼房有两层的也有三层的，门牌号有叫二十号的，也有叫三十号的。楼门口挂着磨砂灯泡的电灯。白天这些电灯泡不亮，整个街道像是沉睡一般，一旦夜晚到来，这里热闹非凡，像是到了另一个世界。一家家妓院的门口大抵在中央放一张桌子，靠墙放一排椅子，在桌旁也放两三把椅子。这是为南洋姐等候客人和谈价钱的方便放置的。妓女有的像杂技演员，有的像魔术师的女弟子，有的像纺织女工，多着洋装。其中有人穿鲜艳的针织衣服系一根细带，还有人穿单和服故意露出系在里边的红色腰带。她们的肤色像冬瓜瓤一样白，在电灯光下脸色更加苍白。她们对中国苦力和印度的黑色皮肤的下等人不加选择地打招呼。这就是普通的接客的形式。其中也有不设铺面的高档一点儿的妓院，它们等客人上门。这种技院门口不放椅子，从店头直接上二楼，楼梯上铺着地毯。”

    这些日本女性不是自愿卖身的，她们是被人贩子强迫的。人贩子躲过警察的监视偷偷地回到日本，花言巧语地在九州和其它地方诱拐少女卖到新加坡。人贩子往往与妓院老板等有势力者结成头目与党羽的关系。有关明治时期新加坡的日本文献上记载的有势力的涩谷银治、二本多贺次郎、多田龟吉等人，就是人贩子的头目。进入大正期，据长期在新加坡开理发馆的恩田富次郎（八十岁）说，有势力的人家有岛原出身的草野明次郎兄弟，谏早出身的岛田一家，福冈出身的仲家，长崎出身的宫崎家。

    那些人贩子大多是贫苦人家的次子和三子，在日本无谋生手段，梦想一下子发大财，来到海外干起人贩子的营生，在这个意义上我对他们也很同情。但是，由于他们的行为，“南洋姐”们蒙受了多么深重的苦难啊！在日本内地的诱拐和将诱拐的姑娘装上轮船底舱或运煤舱偷渡出境的故事不再重复了，单说一下将她们运到新加坡拍卖的故事吧！

    恩田富次郎很年轻的时候有几次目睹过人贩子将姑娘们卖到妓院的场景。拍卖场一般设在码头仓库。人贩子将姑娘们从船底叫出来，换上新衣服在仓库前站成一排。妓院老板来到后就开始拍卖，姿色好的卖到一千至两千日元，姿色差的只卖四、五百日元，姑娘们顺从地被出卖了，这是因为她们真正相信了人贩子的谎言，以为自己今后会在旅馆工作呢！

    一旦到妓院老板的手里，她们便完全变成了囚犯。她们反抗，她们力争，每当她们说到新加坡来不是为当妓女来的，老板立即说：“那么你们就还钱吧，为买你我们花了一千元呢！”她们要见日本领事，妓院老板便带她们去一座建筑物见人贩子化装成的领事。假领事会对她们说：“你们的身世和遭遇是很悲惨，可是妓院老板已经花了千元买你们，你们赶紧跟老家的父母说拿钱来赎你们吧！如付不起赎金那就只好听老板的话啦。”由于没路可逃这些女孩子只好卖身，而人贩子们则靠她们挣钱，用暴力来掠夺搜刮，监视她们不让她们逃跑。

    这样，成为“南洋姐”的姑娘们每日接客人数从几个人到三十个人不等。她们的债——妓院老板从人贩子那儿买她们的钱和为给老家贫穷的父母寄回生活费而借的债总也还不完。她们从客人手里拿到的钱半数要上交老板。债务如此巨大，其利息也在不断增加，所以欠的债是不易还清的。于是她们往老家寄钱也容易突然中断。

    松原久太郎在大正时代曾在新加坡做过学徒，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