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学徒的那家小山衣料杂货店距日本人花街很近，“南洋姐”们常请他代笔写家信。她们往往瞅准杂货店客人不多时来找他。信的内容多为“老板老板娘硬要卖给我高价的衣服，为此还不起债啦，这月只能寄这么多了。”或是“生意清淡，对不起，本月只能不寄钱了。”这些信信封上的地址多为长崎县南高来郡、西彼柞郡，熊本县天草郡。只要打开九州的地图便可明白长崎县南高来郡属于岛原半岛，熊本县天草郡就是天草诸岛，这些地方是送出“南洋姐”的地方。

    为了还老板的债和往老家寄钱，“南洋姐”们往往把身体搞坏了。她们最后的出路是什么呢？

    她们最大的奢望是找一个正经的日本男人结婚，建立一个平凡的家庭，但这个希望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于是她们的第二善策是做华侨和马来人的妻子，许多“南洋姐”和当地人结了婚，可是她们的生活未必幸福。这是因为华侨大多数都有正室，她们只不过是做妾。马来人、印度人虽不是一夫多妻制，但由于是殖民地的国民，生活极端贫困。

    即便如此，能与华侨、马来人结婚的还算幸运的人，而得不到这种机会的“南洋姐”的命运更加悲惨。她们患地方性疾病，或从嫖客那里传染梅毒、淋病，那个时代这些病是不治之症，又加上妓院老板吝啬不许她们治病，许许多多的“南洋姐”死去了，其数目大得惊人。当然也有少数幸运者生存着，但她们四、五十岁还在继续接客，到了实在接不了客的时候，被老板欺凌只好自杀。没能嫁人的“南洋姐”其结果也只能客死异乡。

    离开曾是日本人花街的马来衡、哈依拉姆街、马拉巴街，我回想了上述历史事实，明治初年至大正中期有关新加坡的“南洋姐”们这段日本女性的历史结论是什么呢？在欧美帝国主义侵略下的东南亚的土地上，这些日本女性身不由己地流浪到异国，不加反抗地虚度了一生。或者可以说她们的痛苦毫无意义，也没起到推动历史的作用。

    新加坡“南洋姐”的历史是她们被资本控制和失去法律保护的一段历史，若说她们所受之苦对于历史毫无意义，也许也能成立。可是在新加坡众多“南洋姐”之中，也有逆历史潮流而动争取自己做人权利的人，下章介绍的平田雪女就是其中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