码外每家主人的姓也写在上面。

    然而，奇怪的是这张图上任凭你怎么找唯独不见四丁目的六番地。就连在那儿住了很久的点心铺的老夫妇也无奈地说：“的确，好像是没听说过有六番地这个号，六番地是不是本来就没有呢？”于是，我按他们指的路来到五丁目，可那儿的人也不知道我要找的六丁目在哪儿。

    我想恐怕只能挨家挨户地去碰了。由于这时已近黄昏，我肚子也空了，便在前街的一家中华面馆儿吃了碗面，稍事歇息后又出来做最后一次尝试。

    方才多云的天空此时已下起雨来，虽说刚刚七点，周围却异常地昏暗，从前街走进小巷，黑得更厉害了。我把为防止空调过冷带在身上的线衣取出顶在头上挡雨，踩着凹凸不平满是积水的小路，逐门逐户地查找着门牌标志。

    没有一盏街灯，也没有一家装着像样的门灯。在这些贫民们居住的小巷里，我只好划着火柴一家一家地查看门牌。而且，这门牌也是时有时无的，即便是有，也是几十年前写的木制或纸制的，上面的字迹根本无法确认。好容易碰到一个勉强可以辨认的门牌，火柴微弱的火光又被雨水击灭，我不得不再划上一根火柴。

    这种难免被认为形迹可疑的探察大约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我累得肩、背和腿肚子像铅一样地沉重起来。周围越来越黑，雨越下越大，不知如何是好的我只能做出这样的联想：

    XX街的四丁目六番地原本就不存在，没准儿从有这条街时就是一个空号。即使不是空号，也是一个很久前就消失在这个贫民区的尘埃中的死号。

    就在我失望地打算返回饭店时，我无意中迈进的小巷的一角上一行几乎快要消失的字迹“XX街四之六”映入了我的眼帘！啊，新大阪饭店昔日的同事山内女士告诉我的地址不是虚构的——

    擦亮火柴盒中所剩不多的火柴，我发现门口写着这个号码的总共只有十二、三家。房主的姓名有用墨汁写在木板上的，也有用图钉把名片钉在上面的，还有把家庭成员的名字都写在纸片上的，以及用万能笔直接写到柱子上的。真是五花八门。可是，无论怎么找，也不见小川芙美的名字。

    也许我应该敲开每一扇写有这个号码的房门，挨门逐户地去问：“您家里有没有叫小川芙美的人？”然而，在虽说是夏天却带有微微寒意的夜雨中，我凝视着眼前这些破旧的二层陋室，不知怎的我忽然觉得——不该再找芙美了。

    在旧传道女子学校毕业生名簿上写着昭和三十九年死亡，户籍上却没有记载，而据以前的同事讲，直到昭和四十一、二年还有过来往，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还有，在工作的饭店里遇见过去的熟人时她恳请对方为她的经历保密，而我来大阪找她，却发现其住址在破落的贫民区的正中。

    将这些事情联系起来考虑，我不能不认为芙美她是在想方设法地逃离自己的过去。从本是“南洋姐”之一种的艺妓到基督教的传教士，一其前半生命途多舛又可歌可泣。然而，从她不仅躲避艺妓时代的熟人而且也疏远传教士时代的朋友，听说她结了婚，却完全过着单身生活这些情况看，她后来的生活决不能说是幸福的。如果允许我做进一步想象的话，虽说无法得知具体的原因，但我想她心里肯定充满了不仅对人而且包括对她曾经相信过的神的绝望，因此才有意选择了一个没人认识她的贫民区作为自己藏身之地的。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她现在一定还在那个陋巷的某间屋子里，那么，即使找到她——一心要与自己的“过去”绝缘的芙美，又有什么意义呢？在她眼里，这只能是“过去”向她伸来的触手，也许只能在她虽然孤独潦倒但还算平静的内心掀起巨大的波澜。招致这样的结果，既不是我的本意，我也没那种权利。不去找她，才是合乎她心愿的做法——站在淅沥的雨中，我渐渐地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