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花街回来后的第二天，我去了太田的办公室，我对他说：“过几天我想到吉隆坡看一看，我想请个导游，有没有适当的人选？”

    吉隆坡是马来西亚的首都，地处马来半岛的南部，在新加坡西北，距新加坡约四百公里。据说吉隆坡的异国情调不亚于新加坡，那里既有中世纪中近东风格的建筑又有最新式的城市建筑。然而我去那里还有一些别的理由。

    我过去遇到过的“南洋姐”全都是从南洋回到了日本的人，她们当中归国后既有不愁衣食的，也有极度贫穷，混得不成样子的。不论如何她们还总是踏上了故国的土地。可是总数五万到十万的“南洋姐”之中除了年纪轻轻就葬身异国他乡的人之外，应该还有一些因种种理由回不了国，至今还在东南亚社会的一角度过她们漫长的一生的人。

    我既然已经千里迢迢从日本来到东南亚，那就不仅要看看“南洋姐”的坟墓和花街旧址，还要看看仍住在此地的“南洋姐”，和她们亲切地攀谈，听她们亲口讲讲如何直面这不可回避的收场——对自身的命运是如何考虑的，她们对抛弃了自己的祖国日本持有什么感受。可是留在当地的“南洋姐”基本不在新加坡而是在吉隆坡或是一保等地。

    从明治到大正时期，在“南洋姐”最集中的新加坡为什么见不到老“南洋姐”，倒是在当时属新开拓地的吉隆坡和一保能找到她们呢？其理由如下：正因为新加坡是“南洋姐”最大的市场，吉隆坡是边境，所以“南洋姐”们才跑到那里去的。这听起来不能成其为理由吧！

    大正二年驻新加坡的日本总领事对当地政府做了工作开始打击人贩子，以此为契机，基督教徒也开始了废娼运动。可是以梅森豪勇牧师为中心的运动不是靠废娼的法令来取缔娼妓制度的，而是靠劝说即所谓“自由废业”来进行的。因为法律不完备，由基督教牧师来劝说妓院老板洗手不干，除非这些老板绝顶聪明和有坚强意志，否则他们是根本不会听劝的。因此这运动的成效微乎其微。于是对“南洋姐”的问题还需要强有力的措施。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也参战了。由于距欧洲战场远，日本出卖武器发了战争财，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日本成为世界列强之一后，“南洋姐”向欧美人、东南亚人卖身则成为国耻了。大正九年末新加坡的日本总领事便发出废娼命令，采取了强制取缔“南洋姐”的行动。

    在新加坡这个废娼今得到彻底的执行，因为新加坡是从日本去欧洲或从欧洲到亚洲的必经之港，如果在这里见到日本娼妓则关系到一等国日本的名誉。而在欧美人见不到的新加坡以外的港口城市则无关紧要，只是在名目上执行废除娼妓令，实际上花街依然繁荣。于是从新加坡逃出的人贩子和“南洋姐”除了一部分人回日本外，大部分分散到周围地区。《南洋五十年（以新加坡为中心日侨的活跃）》一书还谈到“吉隆坡的七家妓院还有三十几名娘子军残留在那里……斯田海姆市还在为筹划开新的妓院租房招聘南洋姐。”“在一保，又增加了两家妓院。”

    可以说比起日本人海外妓女集中地新加坡来，取缔娼妓制度更晚的是周边地区。“南洋姐”只能到当时的边境地区去卖身为生了。所以我想去吉隆坡，并把这个想法与太田谈了。

    太田得知我此行的真正目的后点着一根烟说：“你如果只想看寺庙、博物馆的话，把你介绍给谁都没关系，可你的要求实在很难办啊！”他想了一会儿，走了出去，又带回一名五十岁左右的妇女向我介绍说：“这是我妻子芳枝，她曾经在吉隆坡生活过，我刚刚问了问她的意见。”

    太田夫人芳枝听了我的叙说便立刻举出一个人的名字，她说：“绢子婶知道这个情况，她最合适了。”

    据芳枝说，绢子婶的全名叫草野绢子，明治末年生，今年六十三、四岁。九州天草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