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阿作已经离开了人世，我只好把拙著供在他们的灵前。特别是对于阿作，由于我的书的出版，最近在北婆罗洲的山打根沉睡了半个世纪的木下邦的墓和写着“木下邦建之”的南洋姐合葬墓被重新发现，然而这消息却无法告知于她，我为此而感到难过。

    这项研究耗时四年。假如我开始得再晚一点的话，就不可能得到在研究中必不可少的这些人的帮助，因此也无法写出《山打根八号娼馆》这本书来——然而，我们不得不说在日本像南洋姐这样的即将消失、却尚未被研究到的下层人们的生活还有许许多多。

    例如，有关纺织和缫丝女工的记录虽然多少有一些，但对于农妇和煤矿妇来说，除了少得可怜的几则口述笔记外，尚无作为历史整理的材料。还有，那些住在别人家里替主人做家务和帮工的被称作女佣的人们还从未得到过历史考察的关注。

    据一项调查说，大正十年全国的女佣人数与女工人数大致相当。她们的劳动没有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的区别，工作内容和工资往往也不明确，如果因某种缘故被雇的话，甚至连辞职的自由也没有。而且，由于她们是在与社会隔绝的家庭里做工，所以既不可能像工厂的工人那样组织起来要求提高待遇，又由于远离亲人朋友独自一人住在别人家里，而在精神上也十分孤独。

    据曾在长野县一个城郊的农家当过女佣的A讲，她二十四岁时当了女佣，不久就被迫与主人家的长工B结了婚。俩人的工资，直到六年前的昭和四十一年仅有五百日元，合在一起也只是千元。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A怀孕五个月时，主人以妨碍于农活为由硬要她去医院做人工流产。幸亏由于医生拒绝做手术，她才有了一个孩子。可是第二天，她丈夫B就被主人送到医院做了绝育手术。

    这决不是发生在几十年前的事。A出生在三十年代初，和我几乎是同龄。

    还有，直到不久前，女佣除了做家务和干家里的活计外，还常常成为主人和家庭中其他男性成员的性对象。集中了女佣身上的这一面分离出去的就是接客的餐饮业。干这种活儿的人中，既有贪图享乐者，也有像不久前大皈千日前歌厅的那场大火所暴露出来的那种由于生活所迫的一些中高年女性。

    此外，底层女性中有许多人与亚洲各国有着血肉联系，如：作为日本侵略中国政策重要支柱的“满洲开拓”者的妻子的“大陆新娘”，还有作为“日鲜一体”政策重要环节的“日鲜结婚”——即同那些被强行带到日本的朝鲜劳工结婚的城市下层妇女，她们的情况大多如此。这些人不仅在受到日本政府鼓励的二战期间没有过上好日子，就是在战败二十七年后的今天，仍有许多日鲜结婚的女性，带着日鲜混血儿在人们的蔑视中流落在日韩两国的街头。

    这些形形色色的底层妇女大多不具备表述自己生活和苦恼的能力。我认为，虽然她们无疑也有表现自己生活的愿望，但在她们尚未具备这种能力的时候，研究者有义务以她们口述的形式将底层女性的生活记录下来。

    然而，这些长期身受歧视的人们，除了沉重的自卑感外还有一种即便把自己的痛苦告诉别人也不会得到真正的理解的认识存在。因此，让她们开口很难。就算她们对你说了点什么，也不可轻易地认为那就是她们的真心话。对此，我有过一次亲身体验。

    那是四年前在天草岛经历的。在留我住下的阿崎婆的提议下，我们一起到一个老人聚集的地方去见她的老南洋姐朋友。在那儿，几位老南洋姐告诉了我某电视台记者采访她们时的事。“那次真逗，俺姐儿几个乱吹一气，嘿，还全播了出来。”“就是，对那种两手空空坐着汽车来了，一只手拿着笔记本，爱答不理地听人讲话的人，俺们凭啥要跟他讲真话。”

    我决不会忘记当时她们那几乎要掀翻房顶的哄笑声——当然，是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