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者的自律。

    我认为，我们必须注意到自己身上顽固地存在着对底层生活者的歧视，要一边同这种思想作斗争，一边进行底层史的研究。我相信，这样做不仅会很大程度地纠正研究者的人生观，而且，只有通过经历了这种自我改造的研究者的底层史研究，才有可能超越以往的以英雄人物为中心的历史和历史观的局限。

    （原载《朝日新闻》一九七三年十月六日夕刊）

    小代笔人

    我和阿崎婆相识已经四年多了，我们至今每月仍有两次书信往来。虽说只是互相问候问候，谈谈日常琐事，但彼此的思念使通信一直持续到现在。

    然而，十岁就被卖到北婆罗洲的阿崎婆是个从未登过校门的文盲，她既不能读我的信也不能给我回信。她和我通信需要人代笔。前两年，为她代笔的是村里负责接收邮件的人或是杂货店的老板娘，后来就换人了。

    新的代笔人是阿崎婆邻居家上小学四年级的女孩，名字叫幸子。阿崎婆很喜欢孩子，幸子可以说是她从小背大的。我在阿崎婆家住的时候，她几乎每天都要跑过来，告诉我们一些村里的事，替阿崎婆跑跑腿儿。

    也许幸子和我有了亲近感，她替阿崎婆代笔之后总要写几句自己的事情。而且，由于代笔人的更换所带来的变化还不止这些。自从幸子代笔之后，阿崎婆的信就好像木偶住入了生命一样变得鲜活起来。

    成年人的代笔信，总是在有关季节性的问候之后写上几句对我给她寄钱表示感谢的话。而幸子的信则大不一样，除了对我的关心和问候外，还要写上阿崎婆的老病哮喘的情况，她信仰的大师的事，还有她养的那九只猫等等，用孩子不熟练的笔迹密密麻麻地写满几页信纸。尤其令我高兴的是，阿崎婆说的话被原原本本地写在了纸上。

    每当我收到阿崎婆的来信，眼前就情不自禁地浮现出在微弱的灯光下，边嘬着烧酒边对来自东京的我讲话的阿崎婆那细细的眼睛和坐在她面前专心记录着的自己的身影。

    为了向幸子表示感谢，我在给阿崎婆寄包裹时也给幸子寄去了比她大一岁的我女儿的旧衣服和给她买的新的学习用品。于是，没过多久，我又收到了一封比幸子的笔迹还要幼稚的来信。

    那是幸子的弟弟雄一写的代笔信。雄一比幸子小三岁，大概刚上小学。幸子的信几乎和雄一的信同时到达。雄一的信里写着：“我是姐姐（幸子）的弟弟。我叫雄一。请多关照。请不要只喜欢姐姐，也要喜欢我。”

    我在天草阿崎婆家住的时候，他还是个小男孩儿，总爱嘬着手指看我，一见我看他，就转身跑开。没想到，才三、四年工夫就能写这样的信了。我觉得真是又好笑又可爱，于是在给阿崎婆定期寄的包裹中给他加进了一条藏蓝色的短裤。

    今年六月，我带着已经出版的《山打根八号娼馆》重访天草岛时，在阿崎婆家又一次见到了幸子和雄一。虽说看到他们长大了我很高兴，可是，在微暗的灯光下站着的姐弟俩儿的个头却比我想象的低多了。和生长迅速的我的女儿相比，幸子的年龄虽然只小一岁，可个头只有一半儿。

    看到我很难说出“你们长大了”这句话的样子，阿崎婆在一旁告诉了我姐弟俩儿家里的情况。他们的父亲三年前失明住了院，出院后回到家里就不能干活了，他们的母亲靠干土木活儿养活一家五口，幸子他们三个孩子虽然勉强能去上学，但一放学就要到地里去种自家吃的口粮，尤其是作为长女的幸子，除了干地里的活儿外，还要代替母亲料理一切家务。

    幸子紧紧地握着那双跟身体极不般配的大手，静静地听着阿崎婆的叙述。在幸子的小脸上，我仿佛看到了六十年前被卖去当妓女的阿崎婆的种种表情。

    （原载《文艺春秋》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