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用女人，既不需要防范他自己，也不需要防范她。《一千零一夜》的故事表明女人是安慰和快乐的源泉，如同水果、蜜饯、芳甜可口的蛋糕和香油。我们今天在地中海沿岸的人们当中也发现了这种对感官的乐善好施：由于热衷于即时，不向往于不朽，法国南部的男人（他透过明朗的天空和清彻的大海，发现了在讨人喜欢的外表之下的大自然），会以美食家的情趣去爱女人。他依照传统对她们所进行的藐视，足以阻止他把她们看做人：他几乎把她们身体所带来的愉快和按滩、海浪所带来的愉快当成了一回事；他对肉体一点儿也不感到恐惧，不论是她们的还是他自己的。维多里尼在他的《在西西里岛上》一书里说，他7岁发现女人裸体时，没有大惊小怪。希腊和罗马的理性主义思想支持这种安然的态度。希腊的乐观主义哲学超过了毕达哥拉斯的善恶对立说。劣等者从属于优越者，因而对他是有用的。这些和谐思想未对任何肉体表示出敌意。不论是面向理念的天堂，还是面向城邦或国家，把自己视为精神（Nas）或公民的个人都认为，他已经超越了自己的动物本性：不论他沉湎于快乐，还是奉行禁欲主义，结合于男性社会的女人都只有较次要的重要性。当然，理性主义并没有取得彻底的胜利，性冲动体验在这些文明中仍有其矛盾性：礼仪、神话和文学都证实了这一点。但女性的诱惑力和危险仅以弱化形式表现出来。

    基督教重新赋予女人令人畏惧的威望：对异性的恐惧是男人因良心不安而痛苦的表现之一。基督徒的本身是分裂的；身体与灵魂，生命与精神完全处于分离状态；原罪使身体成为灵魂的敌人，与肉体有关的一切都是邪恶的。只有被基督免罪并被引向天国，人才可以得救。但他天生只是一个堕落者。他的出生不仅使他注定要死去，而且注定要被罚太地狱。神的恩典使天堂可以为他开放，但在他的种种形式的自然存在中都有祸根存在。邪恶是一种绝对的现实，肉体则是罪孽。当然，由于女人永远是他者，人们并不认为男女彼此互为肉体：对于基督徒来说，肉体是怀有敌意的他者，它只能是女人。从她身上，基督徒看到了世俗的诱惑，肉体与魔鬼的化身。神父们全都坚持认为，是她把亚当引向了罪孽。我们必须再次援引德尔图良的话：“女人啊！你是魔鬼的大门，你说服了连魔鬼都不敢直接攻击的他。由于你，上帝之子才不得不死。你要永远举哀，永远衣衫褴褛。”所有的基督教文学都在极力宣扬男人对女人所能产生出的憎恶。德尔图良把她规定为“handpeumsngdoacaln”〔建在阴沟上的神殿］。圣·奥古斯丁则惊恐万状地让人去注意性器官与排泄器官的令人厌恶的混合：“IndrfN我们生于屎尿之间。”基督教对女性身体是如此反感，以至它虽然决意让它的上帝死于耻辱，却不准他受到降生的玷污：东派教会的以弗所公会议和西派教会的拉特兰公会议都声称基督是处女所生。早期的教父们——奥利金（Origch）、德尔图良和哲罗姆，都认为圣母玛丽亚和其他女人一样，也是在血污中临产的。但圣·阿姆布罗斯和圣·奥古斯丁的见解却很流行。圣母玛丽亚的身体是封闭着的。中世纪以来，一直认为拥有身体这一事实对于女人是一种耻辱。甚至连科学也被这种憎恶长久地麻痹了。林亲在论述自然的论文中，回避了对女人性器官的“可恶的”研究。法国医生劳伦斯给自己提出了一个引起非议的问题：“非常有理性和判断力的、我们称之为男人的这种有灵性的动物，怎么会被女人那个让体液玷污的、可耻地位于躯体最下部的、污秽不堪的阴部所吸引？”

    今天，有许多其他影响在干扰着基督教思想的影响，而且这种情况也有它自己的一些表现。但是，尤其在清教徒世界，对肉体的憎恶依然存在。例如，在福克纳（h周见mer）的《八月的白昼》中就有这种表现。主人公的最初性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