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想向您道谢。”

    “这是他给自己找的借口。”斯克利亚西纳一口气把酒喝了个精光：“张口请他坐一坐，这是多么容易的事，一想起本可以办到但却不去办的事，心里真憋气！什么机会都白白放过了！没有思想、没有冲动，不像过去那么开放，而是紧闭心扉。最大的罪孽莫过于此：疏忽罪。”他极为内疚地兀自讲着，没有容我插话，“那四年里，我一直待在美国，吃得好，穿得暖，平平安安。”

    “您那时无法留在这边。”我说。

    “我也可以藏起来嘛。”

    “我不知这又有何用。”

    “当我的朋友们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时，我寓居维也纳。当另一些战友在维也纳惨遭褐衫党徒的杀害时，我又来到了巴黎。而当巴黎被侵占期间，我又去了纽约。问题的关键是要探清如此苟活着是否有什么意义。”

    斯克利亚西纳的声调触动了我的心，我们也一样，每当我们想起被流放的人们，心里就感到耻辱：我们没有任何可指责的，可我们没有分担足够的苦难。

    “有难不能同当，仿佛成了罪人。”我又补充道：“感到自己有罪，真让人难受。”

    突然，斯克利亚西纳显出一副隐秘、默契的神情，朝我微微一笑：“这要看具体情况。”

    我一时细细察看着这副狡黠而又痛苦的面孔：“您是想指某些可以免得我们遭受良心责备的内疚心理。”

    他反过来打量着我：“您可真不蠢。一般来说，我不喜欢聪明的女人，也许是因为她们还不够精明吧。于是她们想表现自己，叽叽喳喳说个不休，可实际上什么也不懂。与您初次见面时让我吃惊的是，您那种始终保持缄默的姿态。”

    我莞尔一笑：“我可没有多少选择余地。”

    “迪布勒伊、佩隆和我，我们都讲得很多。您神态安详地倾听着……”

    “您知道，”我说，“听别人说话是我的职业。”

    “这不错，可那神态不同。”他点了点头：“您肯定是一个十分出色的精神分析大夫，要是我年轻十岁，我准交给您医治。”

    “给您分析分析，这对您有吸引力吗？”

    “现在为时已晚。一个成熟的人，是个利用自己的缺陷与恶癖自我塑造的人，人们可以毁灭他，但却不能医治他。”

    “这要看什么病。”

    “有益的惟有一种：保持自我，绝对的自我。”

    他的面孔突然由于一种几乎难以令人忍受的坦诚而变得温和起来，他话声中那份给人以信任感的凄楚潜入我的心底。我冲动地说道：“比您病重的还有。”

    “怎么回事？”

    “有些人，你一见到他们，不禁会自问他们怎么能够自我承受，人们暗自思忖，这些人除非痴呆，不然肯定会对自己感到恐怖，而您并不给人造成这种印象。”

    斯克利亚西纳的面容仍然那么严肃：“您就从不对自己感到恐怖？”

    “从不。”我嫣然一笑：“可我与自我很少发生关系。”

    “正因为如此，您才那么让人感到心宁。”斯克利亚西纳说，“我们一见面，我马上就发现您这一点：您一副很有教养的少女的乖模样，让大人们尽管放心交谈。”

    “我的姑娘都十八了。”我说。

    “这不说明任何问题。再说，我向来无法忍受少女。可是一位宛若少女的妇人，那就迷人了。”他细细打量了我一番，继续说道：

    “真有意思，在您的生活阶层里，所有女人都是很开放的。就您而言，人们也会揣摩您是否欺骗过您的夫君。”

    “欺骗！多么可怕的字眼！罗贝尔和我都是自由的，我们互相从不瞒着什么。”

    “可您从来没有滥用过这种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