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安人世，停歇在生命的彼岸，说到底，如此活着极为惬意。从此，无所期待、无所畏惧，所有的时光都酷似往日的记忆。这就是纳迪娜不在身边时我的发现。多么安宁啊！寓所的门再也不叮咣作响，我可以与罗贝尔倾心交谈，而不使任何人失望，我可以独自消受夜晚，直到深夜，而没有任何人叩响我的房门，我充分利用这一切机会。我喜爱潜入每一时刻中去，突然捕捉住过去。哪怕一分钟的失眠也足够发生奇迹：一扇敞开的窗户，迎着三颗星星，这竟会使过去的一个个寒冬、圣诞节和冰封的原野重又显现在眼前。在垃圾桶的翻动声中，巴黎城的每个清晨从我孩提时代起一一苏醒了。罗贝尔的书房永远笼罩着那片熟悉的岑寂，他总在奋笔疾书，熬得双眼通红、双耳发聋，对一切都无动于衷。然而，那些激动的低语声对我来说是多么熟悉！他们一个个都新换了一副面孔，他们今天的名字叫勒诺瓦、萨玛泽尔。可是，那灰色烟草的气味，那激烈的话声，那和解的笑声，我一一全都认出来了。夜晚，我静听罗贝尔的故事，凝望着永恒的小纪念品、书籍、油画，我经常自言自语，死神也许比我猜想的更要宽容。

    想当初，我不得不把自己牢牢地囚禁在自己的墓穴中。如今，潮湿的街道上，迎面常常遇见身着条纹睡衣裤的男人：这是些首批返回家园的流放者。墙上、报上、许多照片向我们表明了在那过去的岁月里，我们甚至都没有预感到“恐怖”一词的含义。一批批新的死者又扩大了被我们的生命背叛了的死者的队伍。在我的诊室里，我经常看见一些苟延残喘的幸存者找上门来，他们一个个都被过去的岁月搅得没有片刻安宁。“我多么希望好好地睡上一夜而不回忆往事啊。”一位双颊气色尚好，但头发已经花白的大姑娘这样哀诉道。一般说来，我善于保护自己。所有神经症患者在战争期间都抑制住了内心的发作，今天，他们一个个都疯狂地进行报复，而我给予他们的只能是职业性的关怀。但是，面对这些重返家园的受难者，我感到羞耻：为自己康健的体魄，为自己居高临下地准备开导他们感到羞愧。啊！我给自己提出的那一个个问题在我看来显得毫无意义。不管世界前途如何，必须帮助这些男女忘却过去、自我拯救。惟一的问题是我虽然连晚上都搭了上去，但每日的时间仍然太短暂了。

    更何况纳迪娜又回到了巴黎。她身后拖着一只大水手包，里面装满了诱人的红肠、火腿、食糖、咖啡、巧克力。她从手提包里掏出了粘着糖粒的鸡蛋糕点、长袜、鞋子、披巾、衣料、烧酒。“你们得承认我混得不错吧！”她自豪地说。她身着一条苏格兰花呢裙，一件裁剪得体的红色衬衫，外着一件轻柔的裘毛大衣，脚穿皱胶底鞋。“赶紧让人给你做一件裙服，我可怜的母亲，你确实也太寒酸了。”她向我怀里扔过一种呈绚丽秋色的、毛茸茸的衣料，对我说道。整整两天，她情绪激昂地向我们描述葡萄牙的情况。她叙述得差劲极了，每当遇到词语难以表达时，她便用手比划着凑合。她的话声中躁动着某种强烈的不安情绪，仿佛迫切需要迷惑我们，以便从往事回忆中觅得乐趣。她傲慢地对住房进行了一番视察。

    “你要明白：要擦这么些门窗玻璃！这么些地板！现在病人都涌来了，这些事情，你独自一人再也无法应付了。”

    罗贝尔也坚决主张请个帮手。可是，我实在有点厌恶让人侍候，纳迪娜却说这纯属小资产阶级的顾虑。她第二天就给我找来了一位年轻的女佣人，此人衣着讲究，做事勤快，名叫玛丽。可是，我却差点在第一个礼拜就辞退了她。这些天，罗贝尔经常突然出门，那天，罗贝尔出门时，桌上乱七八糟扔着一些文稿，我听到他的书房里——作响，打开门缝一看，见玛丽正弯着身子在看那些书稿。

    “您是在干什么名堂？”

    “我在整理。”玛丽平静地回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