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负责任地忏悔的人，较之一个对自己所说的一切完全负责任的人，其作品并不会更真实、更全面。”

    “您这么看？”我问道，接着我又添了一句：“您对自己也会提出这类问题吗？”

    “不，根本不会提出这种问题。”他答道。

    “那总会提出一些问题吧？”

    “问题总会不断出现的，是不是？”他支吾搪塞道。

    我追问道：“您那部欢快的小说进展如何？”

    “噢，我已经不写了。”

    “小说写得凄凄惨惨了吧？我早就有话在先。”

    “我再也不写了。”亨利抱歉地微微一笑道，“一点也不写了。”

    “算了吧！”

    “文章嘛，那当然，因为文章看完也就完了。可名副其实的书，我再也没有能耐写了。”

    他再也不能写了，波尔的胡言乱语中也含有真情。他过去是多么喜爱写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是为了什么？”我问道。

    “您知道，不写作是很自然的事。反过来倒就不正常了。”

    “对您来说不一样。”我说，“您不写作意味着失去生命。”

    我苦恼地凝视着他。我曾对波尔说，“人都在变”，然而尽管知道他们都在变化，在许多方面却仍然固执地把他们看作是永恒不变的。又有一颗恒星在我的天际旋转起来了。“您是否认为在今天这个时代，写作纯属枉然？”

    “噢！不，”亨利说，“倘若有人还保持其写作的灵感的话，那是他们的造化。就个人而言，我已经毫无创作的欲望，事情就是这样。”他淡然一笑：“我向您和盘托出吧，我再没有什么可写的了，或者这么说吧，我想要写的在我看来毫无意义。”

    “这种心境很快就会消失的。”我说。

    “我不相信。”

    我心里揪得紧紧的，放弃写作，这对他来说该是多么痛苦。我既遗憾又带着几分责怪的口气说道：“我们经常见面，可您从来没有跟我们谈过这事！”

    “没有机会！”

    “确实，跟罗贝尔在一起，你们除了政治就无话可说！”我突然闪出了一个念头：“您不知道做点什么有趣的事情吗？罗贝尔和我要在这个夏天骑自行车外出旅行，你们跟我们一起去玩儿上一两个礼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