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可能很有意思。”他犹豫不决地说。

    “肯定很有趣！”我这回却迟疑起来了：“只是波尔不会骑自行车。”

    “噢，不管怎么说，我度假并不非要跟她在一起。”他有力地说，“她到时去图尔，到她妹妹家去。”

    出现了片刻沉默，我劈头问道：

    “波尔为什么不愿再想办法重返歌坛？”

    “要是您能跟我说清楚就好了！我不知道她这段时间脑子里都装了些什么？”他失望地说，继而一耸肩膀：“她也许害怕，若她能建立自己的生活，那我肯定要抓住机会以调整我们之间的关系。”

    “这真是您内心的愿望？”我问道。

    “是的。”他冲动地说。“又有什么法子呢？”他补充说道，“我早就已经不爱她了，尽管她拼命说什么也未曾改变，这她自己心里完全清楚。”

    “我感觉到她同时生活在两个平面上。”我说，“她头脑完全清醒，可同时却又欺骗自己，认为您疯一般地爱着她，而且认为她自己可望成为本世纪最伟大的歌唱家。我想清醒的头脑最终会占上风的，可到时她又该怎么办呢？”

    “啊！我不知道！”亨利答道，“我不愿像个混蛋那样行事，可我也没有当牺牲品的天职。有时，我觉得事情很简单：一旦不再相爱，那也就不爱了。可有的时候，我又感到不再爱波尔是我的过错，波尔还是以前的波尔呀。”

    “我想爱同样也是过错。”

    “那怎么办？我还能有什么法子呢？”他问道。

    他真的一副备受折磨的神态。我再次暗自庆幸自己是个女人，因为与男人打交道遇到的问题要少得多。

    “无论如何波尔也得做出自己的努力。”我说，“不然，您就没有出路了。任何人都无法在良心不安中过日子，但也不可能总是违心地生活。”

    “也许得学会违心地生活。”他故作放肆地说道。

    “不！我认为不行！”我说，“若对自己的生活不满，我简直不明白该如何证实这种生活的意义。”

    “您对自己的生活满意吗？”

    这一问倒把我卡住了。我刚才只不过以自己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信念来说话，可我到底在何种程度上还守着这一信念呢？连自己也不甚清楚。我尴尬地说：“我反正没有不满。”

    他审视了我一番，问道：“只要没有不满，你也就满足了？”

    “这就已经不错了。”

    “您变了。”他客气地说，“您过去对自己的命运是那么心满意足，简直到了不可一世的地步。”

    “为什么非要我一个人保持不变呢？”我说。

    可是，他没有因此而放弃追问。“我有时觉得您的职业不像以前那样让您感兴趣了。”

    “我当然感兴趣。”我说，“可您不认为目前医治灵魂是不是没有什么意义了？”

    “对您医治的人来说，事关重大。”他说，“无论在过去还是在今天，都一样重要，不然区别何在？”

    我犹豫了片刻说：“区别在于以前我相信幸福，我是想说，自己以为幸福的人才是真正的人。医治一个病人，是使他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能够赋予其生活的意义。”我耸了耸肩膀：“只有对前途充满信心才会相信生活会具有意义。”

    亨利微微一笑，两只眼睛在询问着我。“前途并非那么黑暗。”他说。

    “我不知道，”我说，“也许我过去把它看得太美好了，于是暗淡的前景令我害怕。”我哑然一笑：“正是在这方面我变化最大，我对什么都害怕。”

    “这，您就让我惊奇了！”他说。

    “我跟您说的是实话。噢，几个星期前有人建议我元月份去美国参加一个精神分析讨论会，我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