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还拿不定主意。”

    “为什么？”他诧异地问。

    “我不清楚，我想去，但同时我又害怕。您不会害怕吗？若处在我的位置，您会同意吗？”

    “当然！”他回答道。“您以为会出什么事情？”

    “不会出任何特别的事。”我迟疑了一下，说道，“相互见见面，特别是见到生活在世界另一端的朋友，该很有意思吧？”

    “肯定很有意义。”他对我微微一笑，以鼓励的口吻说道，“您准能有不少小小的发现，要是这会扰乱了您的生活，那我才觉得怪呢。无论是什么事情落到了我们头上，还是我们做了什么事情，从来就不那么重要……”

    我垂下了脑袋：“是的。”我心里想，“事情总不如我想象的那么重要。我一定要去，我也一定会回来的，一切都会顺利，决不会出任何问题。”面对面的倾心交谈结束了，该回家去吃晚饭了。这亲密无间、充满信任的时光，我们完全可以把它一直延续到拂晓，也许可以超过拂晓。但是出于种种原因，不该这么做。真不该？反正我们没有试图这样去做。

    “该去和别人相聚了。”我说。

    “对，”亨利说，“是时候了。”

    他们默默地一直走到地铁，去和别的朋友相聚。

    罗贝尔和拉福利争论激烈但不失礼貌，他们俩谁也没有提高嗓门，可谁都谴责对方是战争罪人。拉福利声音悲切地作出了决定：“我们将不得不发起攻击。”这并没有阻挡住罗贝尔，他仍然充满激情地筹备原定6月份举行的集会。可与萨玛泽尔及亨利那席长谈后的一天晚上，他突然劈头问我：

    “我组织这次集会到底有没有道理？”

    我惊愕地打量了他一番：“您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他微微一笑：“请您回答我呀！”

    “您自己比我更清楚。”

    “永远也弄不清楚。”

    我仍然以困惑不解的目光审视着他：“放弃集会，这是否就意味着放弃革命解放联合会？”

    “当然。”

    “您与拉福利争辩之后，曾反复向我解释您为什么无论如何都不能让步。现在到底又发生了什么新的问题？”

    “什么也没有发生。”罗贝尔回答道。

    “那么，您为什么又改变了主意？您再也不相信有可能迫使共产党人同意？”

    “当然相信。若取得成功，他们有可能不拆桥。”罗贝尔一时打住了话头，犹豫了片刻，继续说道：“我是就全局考虑这个问题。”

    “就运动这个全局？”

    “对。这个社会主义的欧洲，我有时不禁自问，是不是一种空想。不过，任何没有实现的思想都很像空想的。要是总认为什么都没有可能，那就永远办不成什么大事，除非世上已经存在。”

    他仿佛在跟一个无形的对手争辩，为自己辩护。我纳闷他到底从什么地方突然冒出这么些疑虑。他叹息了一声：“要明辨真正的可能性与梦想，谈何容易。”

    “列宁不是说过‘应该梦想’吗？”

    “说过，可条件是必须当真相信自己的梦想。问题在于我是不是当真。”

    我惊奇地看了看他：“您想说什么意思？”

    “我如此固执不是出于挑衅、出于高傲、出于对自己的纵容吧？”

    “您居然有这种顾虑，真奇怪。”我说，“平常您从来不怀疑自己。”

    “我对自己的习惯也是有过怀疑的！”罗贝尔说。

    “那您就对这种习惯表示怀疑吧。也许是担心失败或害怕事情复杂化您才试图让步的。”

    “也许。”罗贝尔说。

    “我猜想您挂记着共产党人要向您发起攻击，心头不舒畅吧？”

    “